武漢肺炎》今天,讓政府搜集個資防疫;五年後,我們將付出什麼代價?

武漢肺炎》今天,讓政府搜集個資防疫;五年後,我們將付出什麼代價?
2020-04-13
文・曾彥菁 圖・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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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各國為圍堵疫情,紛紛祭出科技防疫新招。

中國支付寶健康碼南韓公開患者行蹤後,新加坡也在三月推出一款防疫App「TraceTogether」,利用藍芽交換訊號,追蹤確診者的接觸史。

新加坡防疫APP「TraceTogether」可追蹤疫情。新加坡防疫APP「TraceTogether」可追蹤疫情。

這款由政府科技部(GoVTech)和健康部門研發的App,民眾下載後只要開啟藍芽,就能與附近同樣有使用軟體的人交換訊息;一旦發現確診者,政府可取用App中的資訊,追蹤曾近距離且長時間接觸的高風險感染者。TraceTogether聲明不會取用地點與其他個人資訊,使用者隱私相對安全,目前已有超過60萬人下載。

TraceTogether也開放原始碼,讓民眾取用與優化,「我們相信開放原始碼,能加強信任與合作,對抗這個肆虐各國政治與經濟的疫情,」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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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子圍籬」引西方媒體關注

台灣的「電子圍籬」系統有效追蹤居家隔離與檢疫者。台灣的「電子圍籬」系統有效追蹤居家隔離與檢疫者。

亞洲各國追蹤疫情的手段,看在許多西方國家人民眼中,卻有侵犯人權的疑慮。

三月下旬自歐洲返台的大學生謝和軒(Milo Hiseh),在個人推特上分享居家檢疫經驗:「我的手機被政府追蹤訊號以加強檢疫,在早上7:30時沒電了,8:15就有四個不同單位來電,8:20警察已到了我們家門口。」

貼文引發1萬4千次轉發,各國紛紛對台灣的嚴格監控手段表示驚訝,BBC也邀請謝和軒分享更多在台灣的居家檢疫經驗。

謝和軒表示,當他一飛抵台灣機場,在入境處即被要求填寫檢疫通知書,並直接確認個人手機訊號以便追蹤:「這套系統被稱為『電子圍籬』(electronic fence)。」目前台灣居家隔離與檢疫人數逼近十萬人。

部分人士質疑此舉侵犯人民隱私,認為和以往追蹤罪犯的系統相似,只是少了監控手環:「即使疫情過後,政府仍有可能持續監控與擴張權力。」但謝和軒認為,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台灣公民也將向政府的越權表達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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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疫,人民讓出過多公民權

面對隱私與防疫的兩難,界線怎麼抓?

西班牙IE商學院(IE Business school)的創新教授丹斯(Enrique Dans)認為,被限制隔離在家已是侵犯公民權,「但我們能夠接受,因為這是避免更大惡果的必要手段。」

但丹斯強調,掌握人民的GPS已經侵犯人權。儘管台灣的民主指數排行全球31名,已是相當尊重公民的社會;但謝和軒的例子則讓他擔憂,為了防疫,人民已讓渡過多的公民與隱私權。

「為什麼我們應該認為,在台灣或中國日漸擴張的監控是不能被接受的?」他擔心,一旦這樣的標準在特殊情況被建立後,即使特殊情況已結束,「當權者仍可能決定繼續保有權力,讓人民失去辛苦得來的公民權,這是一個需要被提醒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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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Enrique Dans)提出思考,為了防疫,人民已經讓渡過多公民權。圖片來源:丹斯臉書丹斯(Enrique Dans)提出思考,為了防疫,人民已經讓渡過多公民權。圖片來源:丹斯臉書

相較直接監控檢疫者手機,丹斯認為新加坡的TraceTogether App讓人們保有選擇下載與否的權利,是相對可接受的方式,。

行政院資安處處長簡宏偉接受《鏡週刊》採訪時指出,電子圍籬靠並非靠GPS定位,而是採用手機和「基地台」的距離來定位。衛星GPS定位的精確度可小至10公尺,但基地台手機訊號定位的誤差範圍較大,使用基地台定位「較能確保民眾個資及隱私。」

史諾登、哈拉瑞警告:疫情過後政府仍掌握數據

史諾登(Edward Snowden)認為疫情就算結束,政府仍可能取用個人數據。圖片來源:截自衛報影片史諾登(Edward Snowden)認為疫情就算結束,政府仍可能取用個人數據。圖片來源:截自衛報影片

不止東方,以色列也以追蹤恐怖份子的科技設備,來監控感染新冠肺炎的病患。曾揭發美國監控人民「稜鏡計劃」的吹哨人史諾登(Edward Snowden)憂心,疫情平息後,各政府獲得的新權力仍可能繼續,「例如透過手環取得個人健康資訊,像是脈搏或心跳等。」

史諾登擔心,即使新冠肺炎消失後五年,當權者仍可取用這些數據,並且有新的用途:「他們將會知道你正在上網,知道你的手機正在移動,知道你此刻的心跳,當他們開始將數據用於人工智慧等科技,將會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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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寫作《人類大歷史》的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也在《金融時報》發表看法,認為政府的監控已從「皮膚上的外在行為」轉往「皮膚下的生物數據」,「公司和政府大量收集生物數據,就可以比我們更了解自己,能夠預測甚至操縱我們的感受,進而向我們出售他們想要的東西,不管是產品或政治傾向。」

舉例來說,假如2030年,北韓規定每個公民都需24小時佩戴監測手環,如果有人聽了領導者的演講後透露「憤怒」的跡象,那麼政府就會立刻知道。

哈拉瑞認為,健康防疫與隱私權並非二選一的兩難,它們可以同時被兼顧:「當人們信任科學、公共權威與媒體,即使沒有『老大哥』盯著,公民也可以做正確的事。」

相較由政府監控生物數據,哈拉瑞傾向由人民自主掌握,讓數據協助人民作出明智選擇,與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他以肥皂洗手為例,這個小動作直到19世紀,才開始廣為人們所知與執行,並大幅度減少了傳染病散播,「一個有上進心與知識淵博的人,會比一群受過訓練的無知人群強大的多。」

哈拉瑞的提醒,讓我們知道思考防疫與隱私之間的界線時,若每個人都能積極負起公民責任,自我監督與管理,就可能兼顧健康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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