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傳達的概念非常簡單，談社會設計時，通常主詞叫「設計師」，對這件事的想像、認知、框架，都在為95%或為80%的人做設計。
我想提出來的看法是，讓社會設計的主詞變成是「社會」，而不是「為社會設計」。另一個想法是，社會設計的過程中，讓社會多（大）一點，設計少一點。因為，如果我們今天談的「社會設計」，是處理社會複雜的問題，在我們絕非全知全能的情況下，面對這個社會，應該要謙卑一點。
做社會設計時，如果我們把主動權放到這個社會的（公眾）時，既然公眾有了權力，他們也有義務，所以權責必須相符。
台灣社會的問題非常複雜，當然設計一個建築物也非常困難，但要讓災後重建的社會，能夠恢復原來的生活品質、人際關係、經濟生產的條件，其實是更困難的。而且因為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所以必須所有人參與，不光是我幫誰做了什麼事。所以社會設計的基本想法，應該讓「社會」來設計，然後社會多一點、設計少一點。
目標是可以調整的
既然社會是主體，我們或許認為短時間有個明確的目標很重要，但從較長遠的角度來看，這個目標是變動的、是不確定的。我不是說短期目標不重要，可是我們沒有太多能力預測能夠做到哪裡，因此我建議應讓社會多一點，設計少一點。
因為設計如果太理性，太仰賴一套或是好幾套特定的方法，可能不自覺地會認為，我們可以成就非常偉大的事。當主詞是「社會」時，你會發現，在設計裡面就沒有明星了，大家都需要一起參與。
一群日本青年，為何願意深入福島核災區？
剛剛好幾位老師提到日本311災後重建，我也來提不同視角看到的東西。日本公民團體ETIC，本來是個學生社團，大概十幾年前成立，這些年輕人只有一個想法：要連結起來培養地方10年、20年之後所需要的創新。
成立10年後，剛好碰到311的福島核災，他們在全日本招募年輕人到災區，在那裡生活一年，接著下來兩年、三年，甚至於更長的時間。讓他們在當地形成一個鏈結，面對災後重建各式各樣的問題。從生態保育、社區經濟，到老人的照顧。
（取自ETIC官網）
這些圖片裡的人看起來都很歡樂，我是災後一年到那裡，在火車上、大眾運輸上看到的人，大部份居民都不是很快樂的，有些地方事實上有輕微的輻射影響。
簡單來講，大概能跑的、想跑的，都走了。可是，竟然有上百位年輕人，放棄高薪的跨國企業工作，進到災區去。我問他們為什麼要到這裡來，他說因為ETIC。你真的到現場看，這是一個很堅定的選擇。我相信他們的家人一定也很害怕，說你趕快回來，會對你的健康發生什麼影響完全難以預測。
我從ETIC的經驗來談我想要做的事情：因為我沒有辦法做很多事，我就是一個大學的老師，我想要看有沒有辦法培養台灣未來的創新人才。我不知道台灣未來會長什麼樣子，我也不知道未來的人才長什麼樣子，但我知道我可以做好一件事，就是來開一個課，提供一個場域讓同學們練習面對問題、面對挫折、組成團隊。
台灣青年的社會設計
陳東升（中）的兩位學生：玖樓創辦人王維綱（右）和益益社創／好伴社計創辦人周家緯（左）都踏上社企創業之路。（王建棟攝）
這裡幫《天下雜誌》置入性行銷，這張照片是他們拍的，其中兩個主角，一個今天在現場，另外一個在台中。這兩個人很重要，他們是我「社會設計」這門課的成果展現。
我這堂「社會設計課」其實很簡單，因為我以前上課都是講人家聽不懂的話，很抽象、很理論。後來我發現需要有一個課程改變我自己，改變來上課的學生，用他們學到的知識跟真實世界連結在一起，去發掘自己想要做事，持續地做下去。
失敗會發生，但也可能伴隨好的改變
「社會設計」課大約也就是這樣，這堂課想要做這件事情，卻無法預期會發生什麼結果，但幾年後看到這些年輕人的想法實現了。比如「好伴社計」這個團隊，做了3年發現到了盡頭，但在過程中，他們經營了這個社群，他們倡議的社會企業、社會創新的想法「青年培力」，連結了在台中不少的青年人，大概5萬、10萬人是跑不掉的。
不論什麼社會設計，我認為人是最重要的。好伴社計的共同合住空間雖然走到盡頭，看似熄燈，要關門，但最近有個轉折是台中市剛好推出社會住宅政策，除了硬體外還需有軟體，發展出大家生活在一起的方式。如果沒有好伴在地方上經營的那3年，政府會不會推共好形式的社會住宅呢？沒有人知道。但在這樣一個合作經濟的願景、想像之下，當有新機會出來，改變就有可能了。所以改變是可以，失敗絕對也會發生的，沒有人能夠知道我們做什麼事情一定可以成功。
由青年創造未來居住的樣貌
剛剛講的好伴社計在南部，「玖樓」就在北部，對城市居住的問題，他們剛好可以連結在一起，他們剛好也是同學。我對他們的期待是能不能夠創造一個新的世代，他們居住生活的方式。
社會設計的目標是沒辦法預先設定的，但起碼有個長遠的目標，所以做好現在的事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改變一件事情也許短期不見效，但它可能像量子一樣是會跳耀的。因此，我覺得應該做最根本的一件事：我們願意改變現在我們的習慣。這是我從我自己經驗的分享，我不是說設計不重要，而是可以聽聽另外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