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欽文:你能為社會做什麼?──一個建築專業者的反思

呂欽文:你能為社會做什麼?──一個建築專業者的反思
2018-05-07
文・呂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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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作為社會發展至關重要的專業角色,應該有什麼社會責任?知名建築師呂欽文在台北市建築師公會改選前夕,從嘉義高跟鞋教堂、台北大巨蛋的建築案例,重新審視及反思何謂建築師的「社會責任」。

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的名言「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你應該要問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什麼」(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是我們四、五年級生的「精神指南」及「意識形態」。在那個兵馬倥傯、百廢待舉的年代,這樣的意識的確很能激起民眾熱情:為了完成國家民族的「大我」,許多人可把「小我」先放在一邊。

人類社會從神權、君權,發展到今日的「民權」;從為神服務、為君服務、為特權服務,發展到為個體服務,「犧牲奉獻」已不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指標,以個體為中心的權利保護主義,則成了「普世價值」。從「大我」過渡到「小我」,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而人類歷史所描述的,何嘗不也就是「大我」與「小我」間傾軋拉鋸的故事!

過去的「大我」意識,只有「集體」,沒有「個人」。在「集體」的大帽子下衍生許多不公不義的事,固然值得批判;但近代只有「小我」,每個人為自己伸張權利、爭取權益的結果,悲劇似乎也沒少太多。

君不見今日的所有社會事件,從公共設施的土地開發,到都市更新的權益分配,都是圍繞在「小我」的主題上,進行無窮無盡的爭辯?說得好聽一點是追求個體的公平正義,但多少是非又是假公平正義之名,無限上綱,成為難以收拾的社會爭議?

人類,是進步了,但這樣的進步,又真為整體社會帶來幸福美滿了嗎?

「大我」的情操,就像「忠孝節義」,雖然有點封建八股,但回頭看歷史上所有被讚美的年代,似乎少不了這些八股教條。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八股教條是社會倫常的膠合劑,雖然多了有些粘人,但,少了,社會關係可能就散了。

「大我」的情操,雖然容易走岔,但從某種層面來說它未嘗不是人類「聖性」的表現;人類的進步,如果沒有「聖性」作為推力,也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今天重新咀嚼約翰甘迺迪的話,確實讓人深思。當然這不表示我們要回到軍國主義、回到共產集體世界;而是在今日人際價值紛亂的年代,「小我/大我」之間,我們該把尺標放在什麼地方,是有識之士應該用力思考的問題。約翰甘迺迪的話,從「國家」修正為「社會」,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說「不要問『社會』可以為你做什麼,你應該要問自己可以為『社會』做什麼」?

我只是一個建築師,我沒有能力提出有關人類發展方向的宏論。但我個人常在思考,小我與大我之間,該如何取捨。至少,我身為社會的一份子,我作為一個專業者,在這個社會上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作者建築師呂欽文(前建築改革社社長)於設計跨界論壇中,呼籲專業者參與社會。(Team U 提供)

比起「做好喜歡的事」,你還有更多責任

每一個成年的公民,在社會上都扮演兩種身分,一個是源自憲法的「公民」,一個是源自本職學能的「專業者」。作為「公民」,很簡單,屢行納稅義務就是一個好公民;但要做為一個好的「專業者」,事情就會複雜一點。

就以我自身的專業,建築師來說吧!

筆者最近常在專業的場合,包括校園學子前面或是同業公會內部,以「建築專業者的社會責任」為題,演講我們作為一個專業者如何看待我們自己,以及如何面對社會的問題。

既稱為「專業者」,必然是受過教育、受過國家社會的栽培後,被賦予特定的工作任務,包括權力與責任。以建築師來說吧,經過5年的培養,再經過國家考試合格後,我們被授與建築師資格,擔任建築設計、安全維護、美化環境等相關工作的執行、簽證與監督。

做一個建築師,當然可以關起門來,像個藝術家,專心做他的設計。建築師善盡其本職學能,沒有人敢說不對。

但是,如果從社會的角度,了解建築師這個專業在「社會拼圖」中所「預期」的位置;了解社會因為缺了建築專業者這塊拼圖而可能造成的「缺憾」,就能理解:一個專業者不是關起門來、做好他喜歡做的事情就結束了。做好本職學能,只是盡了「專業責任」,另外還有一大塊叫做「社會責任」,是一個好的專業者不能忽略的。

當該發聲的人不發聲,會帶來什麼後果?

什麼叫做「社會責任」,舉兩個例子來說。

前兩年,在嘉義布袋,由交通部雲管處蓋了一棟叫做「高跟鞋教堂」的「房子」。官員與地方民意代表口口聲聲以振興地方商業為名,在酷熱的嘉南平原,以灰姑娘玻璃鞋的造型,在滿街是媽祖、土地公的鄉村,蓋了個不知是基督還是天主的「教堂」。整個過程雖然有文史工作及環境設計者提出異議,但就是莫名其妙地被蓋了出來。雖然剛完成時因民眾的「驚豔」,觀光人潮日以萬計;但不到半年,「打卡」人數卻要以年計萬。這個上了國際媒體的「創作」,就是專業者未能以適當方式闡述個中道理,讓謬誤政策遂行的結果。社會的拼圖,在環境領域留下了個大窟窿。

再如大眾耳熟能詳的台北大巨蛋。這是一場所謂「舉著正義大旗的政客」與「貪婪的奸商」間的大亂鬥;但戰場卻是在「建築專業」與「民主法治」的領地上。建築安全與否是建築專業問題,合約公平與否是法律專業問題。在政治與商業交戰、「正義」與「邪惡」各說各話、社會大眾不知所以的混亂中,如果建築與法律專業不出來說話,那就任由兩造搬弄是非。本來很清楚的道理,因專業者有意無意的「鄉愿」作為,讓社會賠上了重大的資源。社會的拼圖缺了專業這一塊,衝擊到底會有多大,從這個案子更不難理解。

我常拿這兩個例子與同業相勉,得到很大的迴響。

「社會責任」,是任何專業的工作倫理的一部份,建築更是如此。但學校教育沒教、實務工作也不願去碰觸。在職業多元、價值多元的現今社會,「專業工作倫理」這樣的課程,會是越來越重要的。

作為一個專業者,不該自棄於社會,不該以個人世界為滿足。這應該是重讀約翰甘迺迪的話應有的省思!

只為自利的團體,喪失撥亂反正的力量

然而,個人的力量畢竟渺小。尤其在現今各行各業各有一片天、百家爭鳴的時代,話語權嚴重失衡;雖曰民主,但在民主代表性已出了問題的社會體制下,憑藉個體力量伸張論述,幾乎是緣木求魚。

因為如此,「專業社團」,變成了希望之所冀。所謂「專業社團」,指的當然就是像「律師公會」、「建築師公會」這樣的社團。這些社團的成員都是國家考試及格者,在社會上有其專業的話語,代表性無庸置疑。如果這類專業團體能適當發揮功能,不僅能對社會爭議事件有撥亂反正的效果,更能潛移默化引導社會朝向公平正義、優美祥和的專業理想境界發展。

然而,就以筆者熟悉的建築師公會而言,這些年來實在不太能感覺到公會的存在,一般民眾甚至根本不知還有這樣一個建築代表性機構。在許多次的社會爭議、法律制定的場合,聽不到公會有力的專業論述。公會常常會提出爭執的意見,但爭的不是社會義理,卻是建築師團體的個體利益。建築師在社會上的貢獻越來越小,公會的公益形象已消磨殆盡,自利團體的印象則越來越凸顯。不能「捨」,如何能「得」?也就難怪社會對於建築專業不合理的執業環境不僅置若罔聞,甚至每每發生事故,就把責任毫不留情地往建築專業上推。

跨界整合談社會參與,讓更多人勇於站出來

不只為了救自己的專業,更為了營造美好社會,很多建築師們體認到不能只關起門來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因而漸漸願意放下筆,捲起袖子,踏進公會,想要從自己的團體內部啟動改革。

這股力量正風起雲湧的展開中。先是「建築改革社」以陳邁、陳柏森、潘冀等前輩建築師們帶頭吹起業界自我改革的號角,進而激起後輩同業謝英俊、邱文傑、黃聲遠、徐岩奇、姜樂靜等跟進;南北建築學界的張基義、曾成德、吳光庭、龔書章、曾光宗、曾梓峰……等更在恨鐵不成鋼的焦慮情緒下熱烈響應!近年來立法委員吳思瑤及建築出身的監察委員林盛豐,更從政界呼應。這股改革的呼聲,已經蔚為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氣勢。

上個月底,建築界改革派以「跨領域談設計的社會責任」為名,在松菸文創集結了近年主導各類大型文創行動的年輕好手,包括為台北世大運翻轉、主導台中花博、設計國家識別證件的操盤手王騰崇、吳漢中、蘇民、馮勻,建築景觀界的張基義、林盛豐、龔書章、郭瓊瑩等,談跨界整合,談如何讓專業進入社會、共同提升環境美學、促進設計產業等議題。話題中當然也提到建築師公會如何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大家一方面從社會看專業,也從專業看社會。大家談得語重心長、相互激發出了許多可能的作為與目標。

這樣的跨界整合談社會參與,是很值得鼓勵的行動。不僅象徵專業間彼此認知到「相互連結」的重要,更象徵專業視野的開放作為,同時宣示:獨善其身已不是最高境界,「讓專業走出社會,讓社會走進專業」,才是新一代專業者應自負的使命。

松菸的這場論壇,雖然因多位與談的建築師正準備參與公會選舉,難免沾上選舉味;但正如筆者在場宣示的:選舉只是過程,「參與社會、營造美好社會」才是終極目的。

從「小我」到「大我」,是個人境界與社會進化的分水嶺。專業者應引領社會跨越這條線。筆者深深體認到,「問自己能為社會做些什麼」,不只是建築專業、設計專業、更應是所有專業者應自問的命題──尤其,在這個價值紛亂的年代。

(作者為建築師、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兼任教授、曾獲中華民國第15屆傑出建築師。)

【本篇取自獨立評論@天下,原文網址為: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1/article/6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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