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正義、無殼蝸牛運動方興未艾，COVID-19疫情卻再次助長房價飆升。想在台北市買一間標準配備的房子，至少要不吃不喝16年，在香港則要20年。香港房價問題比台北更嚴重，年輕人買不起房子，連租房子都有困難，這也是引發香港社會運動的原因之一。
比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抑制房價，然後讓國民所得追上房價。在台北市，我無法讓所有的年輕人都買得起房子；但至少，我希望讓他們租得起房子，有機會在台北生活及發展，這是我最起碼能做到的事。
具四大戰略思維的社會住宅
台北市蓋社會住宅是具有戰略思維的。
我們跟其他縣市不太一樣，我從來不是把社宅當作是火柴盒在蓋，而是要幫居民營造「家」的氛圍。
社宅是公民社會的產物，我對社宅的期待，除了要能提供良好居住品質的棲身之所，還必須實踐城市美學、帶動台灣智慧建築產業、引進社會新型態，並且建立更好的社會關係。因此，台北市的社宅是具有居住正義、城市美學、智慧建築產業與社會模式等四大戰略目標。
我們其實是一再碰壁與受挫後，才在理想與現實間，逐漸找出「人民可負擔」與「政府可承擔」、也能夠「永續經營」的模式。
內湖瑞光社宅提供小坪數、低於市價64折的租金，搭配身心障礙、幼兒公托等機構，建構適合在地的新型態社區模式。
軟硬兼施的社會模式
台北市的社宅，為什麼能從過去被居民視為鄰避設施「NIMBY」（Not In My Backyard），到現在不出現地方抗爭？關鍵在於，我們獨創了社宅的社會模式，使用「軟硬兼施」的邏輯——低樓層的公共硬體設施，加上青創團隊的軟體資源。
每蓋一個社宅，我們都會先拜訪里長、了解社區需求；包括老人日間照護、托嬰、社區活動中心等，不會讓居民感覺 「生雞蛋無，放雞屎有」（台語，意即有用的事不做，只會惹事）。透過客觀數據分析，加上當地居民需求，來決定該社宅低樓層適合配置的公共社福空間。社宅遷入之前，我們都會把周邊的設施、馬路、水溝、公園等，也都整修一遍，讓社宅成為大家的「好厝邊」，從此社宅不再淪為鄰避設施。
硬體解決了，接下來是軟體，因此就有了社宅的青年創新回饋計畫。
透過公開徵求的方式，我們讓年輕人提出自己可以對社區做出什麼貢獻。有些年輕人提出可以幫社區做網頁設計，也有很會唱歌的年輕人，想教社區居民唱歌。我們讓這些充滿熱情且有服務熱忱的青年入住社宅，搭起社區互動橋樑、提升凝聚力；這些創意的投入，也讓社宅有了新活力，落實「共好」社區的政策理想。（延伸閱讀｜拚居住正義早有方法，只缺決心！德國實現永續住宅的3種路徑）
開始建構社宅數位生態圈
我有一個概念是「由內而外、由公而私」，如果能把兩萬戶社宅的社區（community）社群建立起來，就可以推廣到其他社區。
我的做法是，當台北市社宅達到兩萬戶時，位處於城市不同區域的社宅，要把它們全部串連起來，建構共同社群，而不再是一棟棟的社區孤島（isolated community）。
這是一種新形態社會模式與啟示，我們透過台北市社宅雲網站與APP，建構社宅數位生態圈「E-community」，讓全台北市的社宅住戶透過雲端串連，管理更即時、數位化；社區內的消費行為也能全面E化，例如，明倫社宅採無現金交易，房租、水電費等均可刷悠遊付繳費。透過社宅持續的軟體試驗，成功後再逐步向外推展。
明倫社宅採取無現金交易，並累積多種數位生態圈試驗，讓社宅成為改變台北的地方。
務實地去做，不要空喊口號
社宅，是實現居住正義很重要的一部分。要解決居住問題有很多層面，包括興建社宅、租金補貼還有稅制改革；社宅也不只是台北市的社宅，它有著全國共通性的議題與挑戰需要面對。
例如，中央的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各縣市政府，都各自在興建社宅；如果中央與地方在社宅租金定價上沒談好，就會衍生後續爭議。
此外，社宅不是用嘴巴喊喊口號，更不是政府編完預算後就會自動長出來；而是必須傾聽居民的聲音、融入社區需求，並努力務實地執行，才有機會落實居住正義。
我們都知道，新藥上市必須做臨床實驗，社會制度的推廣同樣需要先做實驗。兩萬戶社宅先有10%——也就是2,000戶成功，就有機會透過這兩萬戶社宅，影響100萬戶的台北市民。
我們從台北市的社宅做起，靠有想像力的年輕人提供創意與想法；也給年輕人機會，讓他們改變這個社會，打造一個公平且負擔得起的人生，共同激發出新的想像與可能性。（延伸閱讀｜想用30分鐘看懂一座城市？去逛傳統市場——台北五大市場改建記｜柯文哲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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