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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人工智慧（AI）幾乎成為台灣產業轉型與創新的救贖，不只產業界全力投入，眼見這波近40年難得的產業轉型機會，政府也不遺餘力透過各種方式，鼓勵企業朝這個方向發展。
在討論產業轉型關鍵時刻「政府可以做什麼」之前，不妨先換個角度看看，「政府不應該做什麼」。
從早期發展製造代工開始，政府習慣以各種獎勵優惠方案提供企業補助，來扶持重點產業發展。從科技政策、產業升級、農林漁牧安定輔導、保險年金制度等，幾乎無役不與。
但現實問題是，台灣政府稅收只佔GDP的12％，美國約佔24％；重視社會福利的國家如德國和北歐各國，稅收達GDP4成以上。從這比例來看，台灣政府並沒有足夠的財力擔綱「大政府」，什麼都管、什麼都做。
因此，有限的公部門資源必須花在刀口上，精密計算、聚焦投資，應該是政府推動人工智慧發展的基本原則，也應以此檢視政策成效。
改變規則才能挖掘新星
2018年科技部宣布以5年為期投入50億元，成立AI創新研究中心；加上之前已著手的國家級AI運算平台、機器人Maker Space及半導體射月計劃，從四個方向推動人工智慧相關產業發展。
規劃的立意相當良好，筆者也支持政策必須聚焦，而不能是天女散花，畢竟我們沒有無限的資源。只是必須留意，人工智慧與過去雲端運算、大數據、社群運算等，性質並不相同，是個成效「一翻兩瞪眼」的技術。
簡單地說，無人車能不能跑、會不會撞到人；車牌辨識、人臉辨識、語音辨識、翻譯準不準，以及醫療診斷正確與否，都是可以立刻量化的結果，沒有任何灰色空間。
因此，政府應該要重新思考補助獎勵的方式。首先，將行之有年的事前審核補助制度，一定比例改為事後依執行成果補助，避免補助款常流向少數知名或「看起來」最有資格的公司與學者，失去幫助沒沒無名但具潛力團隊的機會。
人工智慧技術發展屬於輕資本重腦力的投資，因此，若能依執行成果的優劣再給予補助獎勵，將能更有效發掘技術高強的小而美新創團隊，以小投資達到大價值。
台灣缺乏技術創新
其次，在全球競相投入的人工智慧軍備賽中，像國家級AI運算平台如此重要的基礎建設，應該做適當的分散投資。
不但能分散建置及技術鎖定的風險，更可藉此扶植多家新創公司，發展台灣自有的人工智慧雲端服務。
對於新創的補助投資，政府一向沒有少過。但是，對於新創的鼓勵方式一定要改變。
在資訊科技領域，台灣的新創過去十年來過於強調商業模式、產品及利基市場上的創新，極少見到基礎技術上創新的新創公司；這也是我們經常對比以色列新創環境，但兩者本質上差異極大的真正原因。
技術創新乍看不太令人興奮，卻往往能建構出競爭者無法跨越的門檻，這樣的例子非常多。但因為台灣長久以來缺乏成功的技術型新創，新創氣氛愈來愈傾向快速切入、快速獲利的模式型新創，缺乏足夠的多樣性，以及技術與模式創新的混搭。
我們需有特別的機制來鼓勵需要長期累積的技術型新創，創投不做，政府更應該做。
簡單地說，補助是政府推動及扶植新創的有效工具。但執行方式須與時俱進，根據產業界的不足時時調整，才能達到最佳投資效益。
別讓痛點阻礙發展
補助之外，政府不妨更積極解決人工智慧發展的關鍵痛點。
例如，台灣推動健保制度多年，醫療技術居全球前幾位，若政府能夠整合各大醫療中心的病歷及各種診療資料，將能幫助台灣最具潛力的智慧醫療快速進展。
同樣牽涉個人隱私與信任的金融資料，也是適合政府出手的領域。
台灣的市場不大，本國銀行就有將近40家，因此並沒有一家銀行擁有足夠多的資料做到可靠的洗錢、帳號盜用、信用卡盜刷等防治及融資風險預測，帶來無數的隱性社會成本，這類問題唯有政府才能介入。
當然，政府必須在尊重市場機制前提下，透過適當的法規開放，達到產業發展、社會福祉及個人尊嚴的平衡。
而AI新創公司面臨資金不足的困境，也是政府能協助的痛點。
針對台灣獨特或有利基的切入點，例如B型肝炎防治、交通、治水、地震、颱風、空污問題等，這些也是很多國家正試圖解決的共通問題，政府不妨透過政策性投資，培育出世界級的解決方案。
另外，想要突破台灣內需市場的規模限制，則不妨考慮透過將英文列為官方語言之一，來加以解決。
不可否認，美國的學術與科技發展，能成為全球動見觀瞻的標準，與英文長期作為全球通用語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從務實的觀點來看，全球具有強大產業競爭力的小國或地區，如新加坡、以色列、荷蘭、香港等，人民普遍都具備良好英文溝通能力。
台灣內需市場小是事實，如果能夠藉由良好的英語力打入英語系市場，擴大市場版圖，將更有機會突破代工模式，達到全球等級的規模經濟。
（責任編輯：劉佳俐）
【本文轉自《天下雜誌》661期，原文標題為：要打贏AI國際盃 政府不應該做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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