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許多有趣的案例提醒我們，社會信任是城市規劃的關鍵要素，建立社會信任不但是基本工作，且是關鍵工作，甚至對實現城市藍圖有加乘效果。
講求互信合作的「浮地模式」，成為荷蘭的勝利方程式
荷蘭阿姆斯特丹北郊的Buiksloterham曾是老舊濱水工業區，是著名的天然氣和石油商殼牌公司、飛機廠、造船廠，及多種製造業的據點。這些公司廠房遷出後留下一大片污染區域，市政府想將其開發為綜合居住區，藉此建立循環經濟、循環城市之範本。
阿姆斯特丹市府與顧問公司合作，以特殊建築標準將Buiksloterham開放給競標者使用。他們捨棄一般詳細規則，對該地區定了寬鬆的「發展」原則，允許住商混合用途及建築格局之自由度，但是要求必須肩負循環經濟及修復區域的功能。
這種創新專案中，有參與者在改造後的船屋中設立辦公室、咖啡館。而住民們曾經在此建立藝文空間，以低成本吸引了知名的文化創意企業，區域文化氛圍猶存。
五年前，此區域開始吸引大批新居民，到2023年預計有3,000單位住戶，其中，許多住屋是DIY自建，儼然在寬鬆的管理環境下形成了有機成長的社區。
許多專家認為，Buiksloterham的成功復原，受益於荷蘭高度的社會信任文化及最低程度的官僚制度干預。這段協作規劃與重建過程，也給了參與者積極共創（Collaboration）的經驗。
本案例反映出荷蘭高超的水域管理能力；而荷蘭人為求生存「與海爭地」「人定勝天」的治水歷史，似乎也孕育出產官學與公民合作決策的均衡文化。
這種「浮地模式（The polder model ）」（荷文: poldermodel） ，協助荷蘭人征服大量低窪區域。浮地模式更成為一種「荷蘭式」的成功溝通規劃方程式，各級政府自主監督負責的領域、橫向溝通，不必等候上級指示，上級官僚體系也盡量不介入。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農業及食品處處長史安東（Anthony Snellen）去年來台受訪時便自信強調，現在polder model在英語裡還查得到，意思就是：「有人不合作，一切都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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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社會信任文化之路，是一場耐力長跑
這種社會信任文化，能夠鼓勵更靈活、實驗性強、高度自主的城市規劃方法。在解決問題的談判、計畫與執行間，也能強化信心與創造力，進而完整了社會信任的良性循環。
世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去年研究，捷克布拉格歷經後蘇聯時代的社會裂痕及民主轉型陣痛，並且承受類似台灣曾經歷的公地大規模私有化、外來資金炒地皮的腐敗與不公，導致官商公民的衝突嚴重。
成長中的布拉格正在建立社會信任，然而，政經發展相對成熟的台灣，數十年來仍面對相似的過程，可見要建立成熟的社會信任倫理文化，艱鉅而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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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新月異，社會信任關係將更複雜
未來數位科技、人工智慧等在城市應用將更深廣，也使得社會信任與倫理文化的演變更趨複雜，甚至已經威脅道德問題。
例如，在倫敦，人工智慧、數位自動化及機器學習系統正迅速影響公共管理領域。好比日常生活中的客戶服務、交通系統、安全系統和圖書管理系統等，而政府也已在試驗無人機、自駕車、智慧路燈、臉孔監控識別系統的實用性。
單以人工智慧為例，為了提升決策效率，也確保負責機制，城市人們需要積極瞭解此技術，同時，也應警惕缺漏，避免因些微數據誤差導致重大危險。
以上皆為數位時代大勢所趨。面對其涉及的社會信任、倫理文化、道德安全及相關法律規範，我們必須積極應對。
迎向未來時，我們更仰賴社會信任，也就是公民對城市規劃的信心。及早邀請公民參與開放溝通與設計，或拜數位科技所賜，跨國境數萬人參與的大規模共創經驗也已臻成熟，可據以累積社會信任之經驗值，讓未來城市規劃更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