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優異表現的關鍵在於超前部署，並善用數位科技工具。除了衛福部長徹夜未眠，數位政委唐鳳的功力也派上用場，讓國際看到台灣不僅有民主的文化，也有科技思維的政府部門，民間也善用政府開放資料製作各種APP解決社會需求），活力不遑多讓。
我們常說「防疫如同作戰」，疫情尚未落幕，台灣民眾對自身體制的信心已有躍升，在疫慌中多了些安心感：「在全球陸續淪陷的情勢下，幸好我們活在台灣！」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確實打了一場成功的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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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體時艱，或侵犯隱私？
只是，任何戰爭都要有所犧牲。且讓我們巡視一下戰場，確認敵人的位置及付出的代價。
防疫戰爭的敵人當然是病毒本身。只是，病毒是透過他人傳染給我們，因此我們會陷入對他人的不信任；即使是無症狀者也可能帶原及傳染，我們的理性認知能力更產生了侷限——我們無法區別誰是或不是帶原者，或是有高度風險者。
當不信任感在社會上瀰漫，就是防疫政策最大的挑戰——「相互信任」是社會正常運作的關鍵，不信任會導致搶購囤貨，也會產生排斥歧視。
為解決不信任問題，政府和民眾會傾向採取一個立場——揭露個人資訊，或至少讓防疫相關單位有權利蒐集相關資訊（但不對外公布）。不僅政府認為這是防疫需要，許多民眾此時也會支持。
於是，我們看到一連串與搜集利用個資有關的防疫措施：以健保卡實名制購買口罩、門診時以健保卡連結出入境紀錄、以基地台通訊紀錄定位居家檢疫或隔離者是否違規活動等。甚至有地方政府逕行公布違反居家檢疫失聯者姓名，要大眾協尋。
以上這些措施，在法律上都未受到充分檢驗；但在防疫的重大公共利益下，社會質疑的聲音很小，頗有「非常狀況下應共體時艱」的社會心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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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串出入境紀錄」乃增進公共利益
全球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各地航班延遲或取消。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然而，總統並未發佈緊急命令，則現行法律仍應有效適用；且政府又緊急三讀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則理應已有機會補強各項防疫措施的法律基礎。但實際上是否如此？本文將逐一檢討並提出建言。
從個資保護法制觀點，若是當事人同意提供的個資，原則上即可合法蒐集；另一種則是法律有明文規定可蒐集者。依此原則，雖有人對實名制購買口罩感到不滿，但這畢竟是自願行為（姑且不論法律上健保卡是否可做此種利用），問題不大。
但是，「門診連結出入境紀錄」就不是當事人的自願提供行為，因此應探究其法律依據。
以防疫目的的角度看，法律並未明文禁止，因此可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防疫需求乃重大公共利益，因此應可將該筆資料作蒐集目的外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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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手機通訊通訊」有爭議
武漢肺炎期間，自國外回國者均進行居家檢疫。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至於以手機通訊記錄，監控居家檢疫或隔離者是否外出，這就涉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對通信紀錄的特別規定。
關於可調取該紀錄的依據條文，除特定法律事由外，為該法第11-1條所指「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名者」；但違反居家隔離或檢疫規定，是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僅為最高30萬元罰鍰的處罰（第67條），因此並不構成「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可調取通信紀錄」之事由。
既然有特別法律規定，就不應以個人資料保護法上的例外條款，直接合法化。因為就個人資料保護而言，《個人資料保護法》是普通法，其他針對特定資料之規定乃是特別法；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應依據特別法規定。
至於地方政府以居家檢疫者失聯為理由，逕行公布失聯者姓名，這是沒有法律依據，且對當事人名譽構成損害之舉。依據《傳染病防治法》，這種情況只能請警察機關協尋，並無逕行公布姓名之理。
後來，還發生錯將未入境的民眾列入居家檢疫名單而公布其失聯，事後證明烏龍一場。在疫情引發恐慌之際，「公布姓名」固然可有效嚇阻民眾違規；但這種手段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嚴重損害名譽損害之上，不可不慎。
在政府最新三讀通過的特別條例中，針對前述各項法律問題僅規定了：「於防疫期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避免疫情擴散，得指示對受隔離者、檢疫者或確診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病人，實施錄影、攝影、公布其個人資料或為其他必要之防治控制措施或處置。」（第8條）。
依據此條文，可認為將公布姓名的措施合法化；但「調取通信紀錄」是否符合「其他必要之防治控制措施」，則仍有爭議空間。至於出入境資料串連的措施，由於並非針對被隔離或確診者，也不在本條適用範圍。
全盤檢討傳染病防治法
本文就法論法來檢討防疫措施，並非主張取消這些措施，而是認為應在法制上有更明確的依據。最好的方式，就是全盤檢討、修訂《傳染病防治法》。
這樣的主張並非源自「法律優越論」，認為法律規定意旨可超越現實考量、理念可戰勝病毒之類的；也非源自「法律工具論」，認為只要修改法律，就什麼措施都可以做。
本文想強調，法治文化，是解消當代公共利益與個人隱私衝突的必要途徑。因為，當法律明訂可蒐集、處理、甚至公布個人資料的具體要件，本身便可抑制政府濫用科技工具。
我們從這次防疫中看到，在日益數位化的施政環境中（毋庸置疑，政府一定比企業擁有更多更全面的數位個人資料），科技會帶來更強大的行政能力，但也隱藏著被誤用或濫用風險。
這次三讀的特別條例依法，僅到明年六月底有效；但疫情不會只有這次，所以《傳染病防治法》仍該全面翻修，將科技防疫手段納入規範。以期台灣成為不僅是最有數位頭腦的政府，也是最有透明度與可問責性的科技化法治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