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的中正紀念堂
今年九月，促轉會針對中正紀念堂提出「反省威權歷史公園」改造方案，要使中正紀念堂園區走向更自由、符合多元群眾使用的公共空間，引發眾聲議論。
十月底，促轉會舉辦了「見證與續寫」系列講座，再次推進社會對威權集體記憶、城市空間轉型的關注。其中，「轉型，下一步！從中正紀念堂看首都公共空間的未來」講座，邀請城市地景、建築空間專業講者同場對話。
「面向過去，我們該如何想像明日？」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拉出主軸，直指轉型正義的重點，是要我們思考該帶什麼樣的歷史走向未來。以此發想，如果中正紀念堂需要改變，它在未來城市空間中，又會扮演哪種角色？
今天的中正紀念堂，我們已擁有與它共存的生活記憶；明天的中正紀念堂，仍待討論想像。
以下為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地景建築系教授侯志仁的分享精華：
我的題目是「正義長弧」，這個詞是我從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一句話中挑出的。
金恩博士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重要的領導者，他在1968年演說中的一句話講到：「我們終將會克服萬難，道德世界的弧線雖然很長，但他是向正義彎曲的。」（We shall overcome because the arc of moral universe is long but it bends toward justice.）
這句話裡面有兩個重點，一是實現正義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就是顯著例子；二是弧線會彎向正義，但這個彎曲是靠每個人、每個世代努力導向正義，接下來就要看「中正紀念堂」這個案例能不能回應這句話。
中正紀念堂與不義地景的三個思考
題目的另外一個字「不義地景」，也是我對中正紀念堂的個人看法，有三個原因：
一、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不論在什麼樣的年代，用大規模的土地和資源去紀念一個人（何況現在是用來朝拜獨裁者），本身就是一件不義的事。我同意呂欽文建築師從建築形式的脈絡來看，但這個脈絡無法改變不義的本質。
二、一個用來紀念屠殺人民的獨裁者的地景，本質上也是不義地景。即使我們對它習以為常、即使有新的意義出現，但地景存在仍有這層歷史——正是因為我們習以為常，就更需要進行轉型正義。
三、中正紀念堂的文資認定正當性不足。它目前被指定為國定古蹟，但當時的指定理由，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是不及格的。例如，第一點的「歷史、文化、藝術價值」，卻沒有指出這個「價值」是什麼；第二點的「重要歷史事件與人物之關係」，其實這塊地跟蔣介石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簡單來講，我認為當時的認定標準過於簡化、論述不足，且完全沒有轉型正義的思考。
拆除只是過程，更重要的是理解真相
所以不義地景該怎麼處理？我們來看看國際案例。
普遍做法當然是直接拆掉。
2020年是全球拆除銅像最興盛的一年，因為去年五月，一位非裔美國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死在明尼蘇達警察的腿下，引起全美抗議，也延燒到世界各地。後來在民意壓力下，有白人至上、種族歧視意涵的雕像，不是被民眾破壞，就是以正式程序拆除。
最近，美國費城民間組織「紀念碑實驗室」（Monument Lab）有項全美國紀念碑、紀念雕像的普查，得出四點結論：
一、紀念碑和紀念銅像不完全會一成不變，變動其實是常態。
二、大部分紀念碑、紀念雕像是白人男性，也有歷史上的偏頗。
三、紀念碑、紀念雕像多跟戰爭、侵略有關，這與歷史背景相關。
四、紀念碑、紀念雕像沒有真實呈現美國歷史。
當然，四大結論是以美國背景來看，但我們也可以用來檢驗台灣現況。
美國民間組織普查全美國的紀念碑、紀念雕像，分析這些雕像與美國歷史的關聯。統計圖片來源：截自Monument Lab網站
最近，美國南北戰爭時代，南方邦聯的代表人物將軍李將軍（Robert E. Lee），他的雕像終於被拆除。拆除當天，維吉尼亞洲州長拉爾夫．諾瑟姆（Ralph Northam）講了這句話：「在經歷如此漫長的癒合過程後，維吉尼亞洲終於可以向前行，成為包容、多元、友善的一州。」
這點想要回應呂欽文建築師，拆除也是一種包容，在這個案例上，存在反而是一種傷痛。
我也看到民眾說：「不管你是什麼膚色，如果你熱愛歷史、如果你認識這條馬路、這個銅像、在這長大，可能會覺得把拆銅像很不可思議；可是年紀大了你會知道，這個銅像是需要被拆了，時間已經到了。」
拆除銅像當然只是過程，讓更多的人認識歷史真相也是非常重要。
在美國波特蘭，當年美國西北部的拓荒者史考特（Harvey Scott）銅像也被推翻。後來，銅像底座被未署名的藝術家放上另一座新銅像，紀念一位名叫「York」的黑人——他是當年美國西部拓荒時的奴隸。後來，波特蘭公園處順應民意，留下銅像。
美國波特蘭的史考特雕像被推翻，改為拓荒時期的黑人「York」銅像。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作者Another Believer，CC BY-SA 4.0）
中正紀念堂不只有銅像，還有堂體、其他設施，我們再來看其他參考案例。
阿爾巴尼亞有一座紀念前獨裁者的金字塔，跟中正紀念堂一樣，它也有博物館、陳列室；金字塔形式也與中正紀念堂呼應，是帝王象徵。阿爾巴尼亞並不特別富有，當年花這麼多錢蓋金字塔也引發民怨，有點讓我想起小時候、蓋中正紀念堂時的長輩反應。
1991年，阿爾巴尼亞的共產政權垮台、紀念堂封閉，但並沒有拆除。當年，這裡曾作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司令部；最近則租給教青少年寫電腦程式的組織租用，這也是轉型利用的案例。
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紀念碑與中正紀念堂性質不同，但有點類似。紀念碑原先是紀念西班牙內戰陣亡的右派軍隊，佛朗哥死後也葬在這裡；加上紀念碑是囚犯所蓋，也是不義遺址的形成過程。由於右派統治期間長，在佛朗哥死後，右派仍有一定支持度；因此，佛朗哥紀念碑爭議不斷，甚至變成右派民眾朝聖的地方。
2009年，左派政府將它關閉，右派政府上台後又開放；2019年，左派政權再次上台，佛朗哥遺體移往他處。目前，西班牙希望此處做為純粹紀念西班牙內戰的紀念碑，也有人提議做轉型正義的民主紀念堂，右派則是持續反對。
不管是阿爾巴尼亞或西班牙，即使建築物結構仍存在，但都是朝去威權化處理。（延伸閱讀｜南韓・濟州島｜四三大屠殺的歷史記憶）
西班牙政府將佛朗哥遺體遷離原紀念碑，逐漸將此處轉化為內戰紀念碑。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台灣怎麼做？競圖、臨時裝置都可試
回到中正紀念堂，轉型跟去威權化怎麼做？過程是否延續社會對話？這涉及到首都公共空間的未來。可是在西方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的傳統中，公共空間不只是實體空間，更該是政治對話、論述、辯證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之前文化部委託沃草做的工作坊，就是很好的公共空間展現。除了工作坊，甚至可以有競圖、徵件，透過更多人的參與打開想像力。
國外也常有這些作法，但這樣的城市空間改造需要長時間的過程。
紐約重要地標「High Line」——原先是荒廢的高架鐵道，組織喚起民眾想像力、公民團體和政治人物的關注，紛紛提出改造成游泳池、水上雲霄飛車的想法。這些想法不太實際，但也達到這個行動的目的，也就是打開民眾對空間的想像，後來成功保存、成為地標。
在大規模改造前，或許我們可以用臨時裝置嘗試園區轉型。
有一年，北藝大陳愷璜老師帶學生在廣場上搭了金字塔，宣稱要把中正紀念堂堂體「變不見」——他們把金字塔放在園區縱軸線上，所以從大中至正的門進來時，視線會被擋住、看不見堂體。
我想，在社會對堂體拆除還沒有共識前，是否可以把堂體包起來？像巴黎凱旋門包起來、北美館X-site每年嘗試不同設計的做法。我先拋磚引玉——可以用台灣在地素材包覆堂體，某個角度仍可以望進去，強調堂體、歷史的不確定性和存在痕跡。（延伸閱讀｜躲在信義區的科技生物「黑青」，公共藝術如何改變城市的虛實邊界？）
紐約的重要地標「High Line」由荒廢的高架鐵道改造而成。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重新檢視文資認定標準
最後，轉型的下一步是什麼？中正紀念堂轉型有個結要解，就是文資認定——一是解編，若要繼續認定也要有正當理由，且重新檢視範圍、論述。
園區不只有堂體，在拆與不拆外有更大想像空間。例如，吳思瑤委員說的國家藝廊；或將轉型正義的時間軸拉得更長，恢復台北盆地的原生環境，回應生態轉型正義的觀點。
我覺得拆除、保存、部分保存、轉型都是可以討論的選項。重點是，這個過程不該寄託於政治人物，反而在於公民討論。現在，我們偏向機構型的轉型正義，但台灣更需要公民運動型的轉型正義——透過社會對話，針對歷史見解、對未來的態度，導向目前還未知的結果。
這個過程需要非常多對話，這也是台灣社會最需要的一件事。如果，中正紀念堂轉型可以深化對話，未嘗不是好事。
轉型正義是什麼？
轉型正義是什麼？「正義」會隨著改朝換代而落差嗎？
「為促進轉型正義及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特制定本條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一條就確立定義——不論緊急狀態、以國家安全為由，國家都不應跨過與人民之間的紅線、侵犯人民基本權利。
「確立憲政價值聽起來很古板，但它就是維繫我們共同體的準繩，」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指出關鍵，當國家踰矩，例如推翻人民主權或權力分立的原則，轉型正義會沿著這條界線思考檢討。
因此，轉型正義並非浮動標準，更不是無限的相對主義，才能以此基準面對國家留下的歷史傷害；也唯有如此，正義才不至於落入「誰當政就是誰的正義」的無限輪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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