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該掌握個人的哪些資訊?新疆教育營與臉書的啟示:科技進步有利中央集權

政府該掌握個人的哪些資訊?新疆教育營與臉書的啟示:科技進步有利中央集權
臉書於2019年六月有24億個活躍用戶,是世界上掌握最多人口資料的機構。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2022-01-26
文・安德魯・惠特畢(摘自《清點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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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接近2020年年底舉行最新的一屆普查。緊接著幾個月後,印度的普查會在2021年的二月和三月進行。

這兩場普查將顯示兩國的人口數旗鼓相當,大約都是14億人。但是,這兩個國家的人口規模都不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我們幾乎可以斷定,這座冠軍屬於臉書——2019年六月,臉書有24億個活躍用戶。

臉書的用戶資料當然不能構成傳統意義上的普查。臉書不是一個國家或國家的一部分,也不符合實施普查的基本條件:在某塊定義明確的領土上全面進行統計調查——雖然臉書的用戶有七成來自像美國、英國和澳洲等國家。(不過,在臉書創建自家貨幣的過程中,法國財政部長把這一步視為「對國家貨幣主權」的威脅。)

透明的公民

臉書之所以宛如普查,在於它所蒐集的資訊。首度註冊時,網站要求用戶提供姓名、生日和性別等資訊。(無庸置疑,有些人會編造假資料,就像有人會在普查裡謊報資料一樣,但是臉書要求使用者提供真實姓名,這項有爭議的政策是它的關鍵創新之一,讓臉書能反映真實世界的社交關係網絡。)

臉書-facebook-個人資料-資安-隱私-個資-社群網站臉書網站會提示用戶填下居住地、學歷、工作經歷等詳細個人資料。圖片來源:截自臉書

用戶登入後,網站會提示你提供額外的細節資料,像是居住城市和原籍、就讀的中學和大學、雇主與情感狀態等等。這些資料項目直接取自聯合國普查手冊,全部屬於普查「核心主題」的範疇。

臉書的營運宗旨是連結每一個人,而世界各地的人都大方地提供資料,建立連結。原來,要連結每一個人,就得先經過某種人口調查儀式。

社群網路雖然不是國家,卻是一個社區,或許也是一個社會。確實,所謂「社會」的定義之一就是「連結的事實或狀態」。我們使用社群網路的方式正是社會運作的寫照。

如果現代的馬利亞和約瑟因為某個原因從拿撒勒被召往伯利恆,他們孩子的出生除了會登記在政府機關,也可能會發布在臉書或Instagram上。伯利恆之星會是社交APP上豎起大拇哥的手勢,迎接新生兒降生的不是帶著禮物來的三位博士,而是按讚數(還有,棄式尿布的定向廣告幾乎也會同時到來)。

如今最有價值、最有意思的資料並不是某人是誰(或是他們說自己是誰),而是他們做的事。事實上,造就臉書5,000億美元身價的資料,並不是使用者加入時主動申報的那些人口統計資料項目的答案,而是他們被臉書的雷達鎖定之後點閱的網站、按讚的產品所呈現的類型。

和我們在人口普查定義自己的廣泛類別比起來,這種資料更為私密,也透露出更多關於我們的訊息。

政府能夠取得的行為面資料也愈來愈多。

例如,數十年來,各國政府的交通運輸規劃人員運用普查的住家地址和工作地點資料來分辨通勤模式。今日,這種外顯的蒐集資料方式已經過時。政府只要與民間企業合作,就能觀察到個人智慧型手機在週間和晚上通常所在的位置(前者是工作地點,後者是住家)。

這是一個相對來說無關痛癢的例子,但更多暗黑的例子我們也不難想像。如果有臉部辨識功能的閉路攝影機記錄每週五進出清真寺的人有誰,普查有沒有放進宗教問題,也就無關緊要了。

新疆教育營

當然,高壓政府會長時間追蹤個人行為,以找出並迫害異議分子。大家都知道,東德的祕密警察就保有四分之一人口的檔案,記錄行蹤、與誰會面,並監聽對話。但是,一項把網撒得這麼大的工作需要大量人手積極主動配合。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時,每100個東德人就有一個是祕密警察的線民。

30年後,廣布線民的做法已經沒有必要。這可不是紙上談兵的見解,當今的世界就至少有一座令人不安的實驗室,呈現出在21世紀科技的提升下,一個全面實施監視的國家會是什麼樣貌:位於中國偏遠西部的新疆——2018年,《經濟學人》(Economist)把它描述為「獨一無二的警察國度」。

這個省級行政區是維吾爾人的家鄉,這支民族說的語言屬於突厥語系,信奉伊斯蘭教。無論是文化上還是地理上,這九百萬人都更接近鄰近的中亞地區,而非龐大的中國人口。他們在現代中國的處境一直都不好過,偶爾會爆發分離主義者的情緒,隨後便遭政府鎮壓。

然而,大約自2008年起,中國政府祭出愈來愈精細的監視科技。最近去過新疆的訪客和維吾爾流亡分子皆描述了與指紋和DNA資訊連結的生物辨識身分證、手機強制安裝間諜軟體、配有臉部辨識功能的地毯式閉路電視攝影機、到處都有實體的檢查哨,以及每幾百公尺就設有一座、所謂的「便民警務站」。

根據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說法,支撐這套實體基礎建設的是一套資訊系統,結合了閉路電視攝影機、Wi-Fi數據分析器、車牌掃瞄器、檢查哨身分證掃瞄所蒐集的監視資料,以及諸如「汽車所有權、健康、家庭計劃、銀行和司法記錄」等較傳統的記錄。這樣的系統,蘭茲大概只能在夢裡才找得到。

在新疆,公民不但可以被看到,根本就是透明的。

中國-監視科技-監控-個人隱私-個人資料-中國政府中國政府的監視科技越來越精細,政府得以掌控人民的個人資料和移動軌跡。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這一切雖然理論上每個人都適用,但顯然中國政府以維吾爾人口為目標。監視伴隨著鎮壓:據信,大約有100萬名維吾爾人被送往再教育營,有些人再也沒有回來。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人類學教授達倫.拜勒(Darren Byler)以維吾爾語的語彙「kımeytti」(意為翦除)來描述這些消失事件。拜勒在他的博士論文裡講述了許多這類的故事,包括一個他稱為「哈桑」的維吾爾男子。

哈桑出身於莎車的村莊,但當拜勒於2014至2015年間採訪他時,哈桑住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搬到這座超過200萬人的城市,哈桑找到了在他的家鄉小鎮愈來愈少的自由。

好景不長,2014年,自治區政府發行了一種名叫「便民卡」的內部護照,要求離開家鄉居住的人必須返鄉登記。2015年一月,哈桑和他的妻子與一歲大的女兒收到通知。由於沒有什麼其他選擇,一家三口搭上了夜間巴士,前往莎車。

他們最後並沒有抵達目的地。半路上,巴士遇到車禍,哈桑的妻子身亡,女兒受傷。哈桑自己沒有受傷,但是不久之後,拜勒就聯絡不到他了。拜勒相信,哈桑被送往再教育營——從社群裡翦除。(延伸閱讀|獨裁政府對單一個資沒興趣?對AI下令,你就可能被撈到!

普查的當代必要

新疆式的監視不是今日科技注定的終點,就好像納粹的卡片檔案不是19世紀人口統計學注定的結果一樣。但是,無論是在政府裡還是在大型企業裡,當前的科技進步確實對中央集權有利,與一個世紀之前的卡片檔案和打孔卡並沒有什麼不同。就如美國日裔囚禁營的故事所示,只要情況看似必要,即使是相對自由的政府也會禁不起誘惑,濫用人口資料。

無庸置疑,普查本身就是一種實施中央集權的技術,是羅馬、印加和大英帝國等其他帝國重要的行政管理工具。

此外,特別在古代,普查通常會對接受普查的對象造成影響,例如課稅或徵兵。18及19世紀普查者的重大成就就是打破這個關聯,並說服民眾(一方面是公眾,另一方面是政府裡的同僚)國家可以蒐集公民的資料,但不至於用這些資料從事對公民不利的事。

這樣的普查(今日仍然為大部分國家所採用)是一種折衷。它承認在隱私與國家為了運作的知情需求之間,無可避免要做出取捨。

在最好的情況下,傳統普查能在相互衝突的目標之間找到一個纖細的平衡。普查之所以能成功達成這點,是因為人口調查統計本質上需要大眾的參與,因此普查既不是由國家做主,也不是由人民做主,而是在兩者之間的持續協商下存在。

由此形成的體制有其珍貴的特點(有些是本質上的,有些是辛苦得來的),如果我們能思及這些特點,就能成功地為21世紀的社會建構資訊系統。

首先,傳統普查對於蒐集來的資料誠實而透明。尤其是採自主申報時,政府無法暗中實施普查,或是偷渡問題卻不被大眾知道。(美國政府想增加的公民身分題卻遭強烈反對一事足以做為明證。)

在這個程序的另一端,普查所蒐集的大部分資料都會回過頭來,以彙總的形式公諸於世。有些隱私維權者主張,政府的監視應該要有「反監視」機制,也就是召募普通公民自願「監視那些監視者」。普查有內建這種當責機制。

普查-人口普查-中華民國-台灣政府-人口統計-個人資料-資安政府普查後,會將彙整好的資訊公諸於世。圖片來源:截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再者,隨著時間過去,普查工作者也在法律、機構和專業倫理等各層面發展出有力的約束,限制他們分享資料的對象和方式。2020年,美國普查局計劃應用一種稱為「差分隱私」(differentialprivacy)的技術,這種推論法能讓普查局從數學上證明,某些彙總資料的發布並不會曝露個人的事實資料。

這是一項重要的進展,但這些在技術層面上對洩露資訊的限制,其重要性遠遠不如人類既有的自我克制。

第三,雖然統計學家不願意承認這點,但是對於任何覺得普查威脅性十足的人來說,要迴避普查相對容易。雖然在大部分地方普查的參與都有強制規定,不參與的罰則卻相對輕微,而且很少有人因此遭到起訴(至少,相對遺漏的人數而言)。

這彷彿就像我們認為被點算這件事很重要,所以要為它立法,同時至少在象徵意義上承認,透過統計而來的社會成員身分仍然是一種選擇。如果運作得當,大家會本於公民義務和同儕壓力回覆普查,而非礙於法律威迫。

第四,也是最後一點:在這個時代,隱蔽而被動的資訊蒐集活動比比皆然,普查卻正好相反,需要我們主動的關注。數百萬名普查人員登門查訪,沒有任何隱微之處。十年一次、一次為期幾週的普查能短暫地提醒大家,我們身為社會的一分子在資訊上所做的妥協。無論公平與否,普查象徵我們失去的隱私,有真實的,也有想像的。

在一個民主政體裡,很少有事物能夠像普查這樣有力地攫取民眾的關注。或許我們應該要善用這種特質。自2007年起,好幾個國家把一月28日定為「國際資料隱私日」(Data Privacy Day)。理論上,這應該是一年一度的節日,但是以一條曾經看似不可逾越的界線來說,若要觀察它逐漸的變遷,一項一年一度的活動或許太過頻繁。

就像俗稱的溫水煮青蛙,我們也難以即時注意到隱私觀念的變化。或許我們應該把普查日定為隱私節,讓我們每十年有一個片刻可以檢視我們的政府,提醒我們自己,政府掌握了我們的哪些資訊。

清點每一個人:分類、標籤與認同,人口普查如何定義國家與你我身分

作者: 安德魯・惠特畢(Andrew Whitby)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1/12/01

清點每一個人:分類、標籤與認同,人口普查如何定義國家與你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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