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無法滿足上述種種條件，原因包括政府政策、難以修正的社會弊病，以及超出地方控制權的經濟力量。就這些角度來看，每一座城市都不是自身的主人。儘管如此，我們對於理解城市的樣貌還是有很大的誤差，想像理想城市比以往更加困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都市規劃必須嚴守法規與官僚制度。例如，巴黎1960年的法規書相比1870年厚上不少。且當代規劃師有齊全的科技工具，從照明、造橋、隧道工程一直到建材，全都超出百年前都市學者的想像。如今的資源比過去更多，我們卻無法以更具創造力的方式運用。
這種弔詭情況可以回溯至一個嚴重的錯誤——城市被過度限定的視覺型態與社交功能。
技術原本應讓各種實驗成真，卻淪為權力體系確保秩序和控制權的工具。受制於僵化的印象和一絲不苟的描述方法，使我們對都市的想像變得毫無生命力。
一個世紀之後的現代，我們擁有更先進的技術能力，正是解放城市的時機；我們必須把城市的開放想像成容許實驗、接納非正規事物的空間。
脆弱、易毀的現代都市
眾人漸漸對城市缺乏想像的端倪，從1920年代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在巴黎實施的瓦贊計畫（Plan Voisin）就能看出。
柯比意的構想是將巴黎一大片具歷史意義的中心地帶改造成外觀統一的建築，每座建築的用途都會依照計畫協調指派，徹底杜絕不受管理的曖昧型態。街道上的公共生活將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居民在高樓層生活和工作，各自孤立，等同凍結了整座城市。
這種垂直式反烏托邦實驗後來經由多種形式變成現實，從芝加哥到莫斯科等城市的公共住宅，皆受到瓦贊計畫的方法影響，讓住家變得更像是容納窮人的倉庫。
柯比意企圖摧毀充滿生命力的街道生活。隨著中產階級興起的市郊成長，正好實現了他的想法——取代綜合商業大街的單一功能購物中心、門禁森嚴的社區、劃成獨立區塊的學校和醫院。
1920年，建築師柯比意在巴黎實施的瓦贊計畫，規劃出外觀統一、功能分明的市區建築。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作者：SiefkinDR，CC BY-SA 4.0）
過度限定的後果就是變成脆弱、易毀的脆性（Brittle）城市。就建築而言，現今建築的用途一旦轉變，就會直接被摧毀而非改造，例如目前英國新建公共住宅的平均壽命是40年，紐約新建摩天大樓的平均壽命是35年。
脆性城市看似具有某種開放性，總有新建設能取代舊建設，但是這種轉變其實有害。在美國，一般人會逃離衰敗的郊區，而不是重複投資同個地區；英國及歐洲大陸的狀況也和美國一樣，「更新」內城的貧民區，通常是指把原本生活在當地的居民趕出去。
都市環境中，「成長」是更複雜的現象，不該只求取代原本存在的一切；成長需要過去與現在的對話，而重點在於進化不是抹除。
這項原則不僅能套用在社會層面，也可以套用於建築層面。社區內的連結不可能只靠規劃師大筆一揮而就，連結需要時間培養。當今打造城市的方式——區分功能、同質化人口，透過分區與規範意義先發制人——沒有提供時間和空間讓社區進化，但這兩項卻是城市成長的必備條件。（延伸閱讀｜偉大城市的最美風景：關懷弱勢的高尚市民｜八角度解讀智慧城市）
脆性城市的兇手：封閉系統
脆性城市其實是社會大規模以封閉系統運作所引發的症狀，「均衡」和「整合」是這種社會型態的重要特徵。
以均衡為導向的封閉系統源於前凱因斯時代，當時的市場運作理論主張，有一種底線會讓收入和支出維持平衡。若應用至國家規劃層次，需確保每項計畫不會「過度投入」，也不會「讓資源被吸入黑洞」。
近期，美國改革醫療服務時，就使用了類似語言；都市規劃師討論該如何分配運輸基礎設施資源時，應該也對這些說法不陌生。把一項任務做好最大的限制，就是擔心會忽略其他任務，封閉系統中必須同時兼顧每個層面。
其次，封閉系統目的就是完成整合。理想情況中，系統各部分在整體設計裡都能適得其所。這種理想造成的後果就是「排除」，吐出與其他部分衝突或方向迥異的突出經驗，「無法被整合」等於沒有價值。都市環境規劃透過強調脈絡，壓迫任何不一致的事物，確保沒有任何突兀、違規或挑戰。
而強調整合等於抗拒實驗。如電腦界的代表發明家約翰・希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曾說，每一種科技進展在誕生時都會帶來威脅，對更大規模的制度造成顛覆和異常。城市也是相同的道理。
均衡與整合的雙重失誤會危及教育、社福或企業健全的計畫，導致脆性城市。封閉系統洩露出20世紀官僚對失序的恐懼，不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難逃魔掌。
封閉社會的對立面不是自由市場，脆性城市的替代方案也並非將空間交給開發商掌管。狡猾的新自由主義嘴上說著自由派的語言，暗地裡卻操控封閉的官僚制度，以攫取菁英階級的私人利益。真正能與封閉系統抗衡的，是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社會系統。（延伸閱讀｜房價全德第四高！圖賓根如何創造「社區經濟」來對抗炒房？）
多元、失序的開放城市
開放城市的代表為義大利那不勒斯，封閉城市的代表則是德國法蘭克福。
偉大的都市研究者珍・雅各（Jane Jacobs）在反駁柯比意的都市願景時，提出了開放城市的概念。雅各試圖釐清，若地方變得密集、多元，會產出什麼結果？例如，擁擠的街道和廣場混合了公共與私人功能，這類環境會催生出意外的相遇、機會探索、創新。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的名句正好呼應了他的觀點：「藝術源於過度擁擠。」
義大利那不勒斯是開放城市代表，居民自給自足，對當地具有深刻情感。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雅各的目標是讓城市擺脫均衡、整合的限制後，制定特殊的都市發展策略——鼓勵運用相互矛盾的公共空間，包括對現有建築進行古怪簡陋的改建或擴建，或是把愛滋安寧照護廣場設置於購物大街正中央。
就他的觀點而言，大規模資本主義和勢力強大的開發商通常偏好同質性、確定、可預測且均衡的型態，因此激進的規劃師扮演擁護歧異的角色。雅各在令他聲名大噪的發言中表示：「如果密集和多元可以帶來生命力，這兩者孕育出來的生命就是失序。」
雅各認為開放城市是一種緩慢進展的都市型態，隨著生活讓改變一步步發生，大眾吸收、適應改變的成效會最好。這就是為何那不勒斯或紐約的下東城雖然資源稀少，卻仍然能夠自給自足，居民也因此對地方產生深刻的情感。居民生活的方式是融入這些地方，是時間讓他們對地方產生了依附感。
現在除了歐洲地區外，我們熟知的城市全都發展極快，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都市化都在這數十年間發生，而不是數個世紀。
促成快速發展的各方勢力——開發商、投資人、國家政府——他們希望打造出封閉型態的城市；換句話說，就是可量化、限定、均衡且全面整合。這些投資人清楚知道自己可以從中獲得什麼。
如果我們希望都市發展能以開放的方式進行，不可能只用「慢下來」或「等等」這些話來與各方勢力抗衡。雅各對城市發展的時間感觀點，再加上他支持小型企業，在當今的政經局勢下沒有太大吸引力。反對封閉型態的城市，具抗衡作用的設計反而更顯重要。（延伸閱讀｜男人上下班，女人到處跑⋯⋯歐洲如何從交通打造性別平權城市？）
作者： 帕布羅・森德拉（Pablo Sendra）、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 出版社：行人文化實驗室 出版日期：2022/0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