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八達的台北車站，是首善之都的交通樞紐；車站之外的上百名無家者，卻是被城市推到最邊緣的一群人。
這天，只見一名弓著身軀的瘦削男子，短袖短褲，腿上披一件黑色外套。他低垂的頭埋進雙膝之間，孤身蜷縮在人來人往的西三門牆角。
醫護團隊一量體溫才發現，不自覺流著口水、意識模糊的他，正發著高燒。翻找推車不見合適藥品，社工飛奔到附近藥局購買退燒藥。
但由於精神疾病發作，神志不清的男子幾乎喪失自行服藥的能力。幾經思考，傅奕愷讓兩位社工攙扶男子勉強站起，才發現他已經失禁。
現場與社工討論後，傅奕愷決定撥出119。
街友不看病，醫生就來看街友
街友天天睡在街頭風吹雨淋，有一餐、沒一餐，光要安頓與溫飽都難，「健康」更從來不是無家者的優先需求。於是，思安慈善協會在疫情期間推出的「街頭家醫」服務，每月兩次，讓北車附近約兩百位無家者原地就能看診。
思安共同創辦人陳先生（化名）、投身街友議題超過十年。他發現，在街頭生活不易維持個人衛生，無家者常有皮膚病、外傷嚴重發炎惡化等問題；不少長者還有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因為沒錢、怕麻煩或擔心醫護眼光，即便社工能協助掛號，許多人仍選擇忍耐不適，不願就醫。
「許多人質疑無家者『好手好腳』卻不工作，」陳先生反問，「如果『壞手壞腳』又要怎麼工作？」
台北市社會局統計，其實45.9%街友都有工作；思安全國首創的「街頭家醫」更與台北市社會局合作，在城市邊緣編織一張更牢固的守護網，協助街友恢復精神與身體健康，人生就能有更多選擇。
街頭家醫為街友帶來醫療服務，讓他們不必隱隱忍受病痛。圖片來源：思安慈善服務協會提供
很難想像，台北市是全台街友最多的城市。衛福部統計，全台有2,200名流浪街頭的無家者，其中四分之一集中在台北車站和艋舺公園。
「北市七成無家者都來自外縣市，」台北市社會局社會工作科科長陳怡如解釋，因為台北車站位處地理之便，容易移動找工作；也有許多非營利組織定時發放餐食用品，滿足基本需求。最重要的是，街友服務是以個案「夜宿地點」分工，台北市社福資源最多，自然吸引街友聚集。
「有人開玩笑，『假如在重陽橋路倒，再怎麼努力都要爬到台北市這一端！』」陳怡如苦笑。
就這樣，台北市扛下了重擔。萬華社福中心遊民專責小組六名社工，要照顧北車、艋舺公園一帶500多名無家者。但街友議題引發的市民反應兩極，追加預算不見得能通過議會審核，因此公部門社工多優先處理衝突、路倒等「危機」，但這時往往為時已晚。（延伸閱讀｜萬華，為何聚集如此多貧困者與性工作者？）
台北車站交通方便、有許多非營利組織聚集發放餐點，因此吸引無家者聚集。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在萬華社福中心服務逾12年、人稱「大楚」的社工師楚怡鈞，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精神病患街友。他在手臂捆上一圈圈的橡皮筋，直到藏在外套內的皮膚潰爛傳出異味，社工才發現不對勁。
「活人身上的腐肉味，跟死人的腐肉味是不一樣的，」楚怡鈞、社工邱日星不約而同提到，因為類似案例經常發生，遊專小組社工們已練就分辨腐肉味的能力。但這些，都不及一位醫生定期巡檢，緊急處理更來得關鍵。
原來，社工的專業在於資源分配，替個案找尋合適補助、處理危急情況，但難以判斷當下病症是否需要立即就醫；即使協助開立「醫療掛帳單」，讓街友先看病，後申請補助，也不見得願意主動求診。
楚怡鈞也不諱言，由於不少無家者喝醉鬥毆進到急診室的案例，使部分醫護認為收治街友是資源濫用。
楚怡鈞認為，若沒有醫師協助，無家者可能因未即時發現病兆，而延誤就醫。圖片來源：思安慈善服務協會臉書
克服法規限制，社工、醫師各司其職
為解決這些難題，思安決定把醫師找來，與台北市社會局社工協調夜訪時間，每兩週一起上街頭，發揮專業綜效。
其實，楚怡鈞不止一次與衛生局討論請醫護一同出勤的可行性，但被婉拒。除了人力窘迫，要讓醫生上街義診，關鍵是得克服法規關卡。
根據《醫師法》第八條規定，醫師離開醫療院所應邀出診，需事先報備。思安共同創辦人章先生（化名）找中正社福中心主任邱慶雄一起討論，找出完全合乎法律規範的模式，才能讓「街頭家醫」成為能長期發展的服務。
第一步，得先釐清醫生的主管機關。經衛福部、台北市與新北市確認後，確任醫師執照由當地主管機關核發，新北亞東醫院的醫師來到台北市義診，需向新北市衛生局報備。
第二步，是劃定義診範圍。思安必須確實劃出台北車站外圈巡診範圍，發邀請函給醫師；醫師向上呈報備後，才能外出支援醫療行為。
目前，思安有兩位固定支援的醫師、四位護理師；名氣漸響之後，也常有醫師來觀摩。
「有醫師一起來診斷，這是非常奢侈的，」楚怡鈞感嘆，社工發現街友能正常對話時，通常不會想到需要叫救護車；但醫師聽過心音後，往往才能發現心臟衰竭等疑慮，一通119電話，就能挽救一條性命。
替代役期間分發到萬華社福中心的傅奕愷，就是被大楚找來義診的兩位醫師之一。
因為「找不到拒絕的理由」，傅奕愷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來到街頭，才發現那是一個陌生的世界。
到醫院求診的病患是主動求診，醫師要求吃藥、打針或住院多會照做；到了街頭，醫師反而要說服病人接受治療，看診模式截然不同。透過閒聊，傅奕愷才發現，街友不願到醫院看病的原因五花八門，包括擔心個人物品在街頭被收走、位置被佔走⋯⋯
這些，他在門診時全沒遇過。
傅奕愷投入街頭家醫任務後，看見無家者不願就醫的難處。圖片來源：截自思安慈善服務協會臉書
最初，傅奕愷想治好每個來「掛號」的病患，從外傷、頭痛到咳嗽，全都對症開藥，希望藥到病除；「後來，我們認為應該同時鼓勵他們去看醫生，」與社工密切討論後，認為慢性病患者仍應回到診間長期追蹤，便開始努力把他們推回健保制度內，再三敦促高血壓患者定期到院檢查，否則可能會腦出血或昏倒，「每一種疾病都可能變得很嚴重！」
出自醫師之口的建議，比社工更有說服力，不少人終於願意去看病，也減輕了社工不少無力感。
「如果社工要街友去洗腳，他可能會想『是不是嫌我髒』；但說話的是醫師，感受就變成『醫生關心我』，」章先生發現，醫生願意蹲在街頭看診，不只救了街友，也會社工帶來意料之外的改變與影響，使他們能更專注了解關懷個案，發揮專業價值。
不只醫治街友，還要改變社會文化
「街頭家醫」從2022年八月服務至今，陳先生觀察，北車附近無家者的外傷愈來愈少。這並非治好後就不會受傷，而問診過程中，醫師也同時「衛教宣導」——提醒勤洗手、洗腳，潛移默化下，舊疾不再反覆復發，也提升了自主健康意識，省下反覆就醫的社會資源。
思安的「街頭家醫」服務，為無家者們創造正面就醫經驗，重建醫病互信關係；健康意識提升後，開始更願意主動對社工表明身體不適，並申請醫療掛帳單就醫；失落的環節，就能重新被推回社福體制內。
醫師問診時，也宣導衛生教育，慢慢轉變無家者的健康意識。圖片來源：思安慈善服務協會提供
「街友」引發的社會意見兩極，長期以來都是公部門的燙手山芋；由民間非營利組織居中柔性倡議，不只作法熱忱創新，也能跳脫公部門動輒得咎的困境。
以「街頭家醫」為例，思安申請社會局創新專案經費補助，補足地方政府的力有未逮；社群平台上不斷放送的夜間出診影片，九成民眾都留下「好感動」「謝謝你們」等正向回饋，達到社會溝通效果。
目前，已有多個縣市向思安提出合作邀請，要直面街友的醫療挑戰。
「四、五年來有很大的改變，」陳怡如觀察，在各個在關注無家者的民間非營利組織長年努力倡議下，愈來愈多市民能理解街友的生活經驗和狀態，願意理解背後的故事，不再一味指責他們「不努力」。
社群平台上，「街頭家醫」服務影片持續播放著，累積了超過3,000次分享。不只想治好每一個流浪的傷，陳先生肯定地說，思安更想啟動一場文化建構的工程，喚起社會對他者處境的同理。（延伸閱讀｜全球第一！「居住優先」納芬蘭國家政策，新社區25%平價宅：有永久的家，更容易解決人生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