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人來說，高溫只是出門不舒服，冷氣一開就能解決，然而，對社會福利體系中的弱勢族群，它卻是威脅生命與尊嚴的枷鎖。
我在立法院長期關注社會弱勢議題，愈來愈深刻感受到，酷暑不只是健康問題，更是社會正義與人權議題。
高溫下的結構性脆弱
一般印象中，高溫危害與年長者、嬰幼兒、慢性病患最有關。但在我接觸的案例裡，社福弱勢群體同樣高度曝險，且脆弱性是結構造成的。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無家者在烈日下無處可去，白天打零工、夜晚露宿街頭，酷暑中難以入眠，食品易腐、熱衰竭與中暑頻傳，而避暑場所往往仰賴地方政府的「好意開放」而非制度保障。
經濟弱勢家庭則面臨「能源貧窮」。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調查顯示，55%以上的經濟弱勢家庭屬能源貧窮，當中近六成只能勉強負擔夏季電費；即使有汰換補助，仍有超過兩成家庭付不起自費額，繼續使用高耗能舊冷氣。
而住在頂樓加蓋、鐵皮屋的居民，甚至連安裝冷氣都有困難。獨居長輩因經濟壓力或觀念問題，不敢開冷氣，長時間待在35°C以上的室內，一旦中暑常因無人照應而錯過黃金救援時間。
更隱性的威脅，是來自於高溫下所連帶的負面心理與社會影響。
研究指出，氣溫每上升1°C，人際暴力事件增加4%到6%；聯合國報告也發現，全球針對女性的家暴案件會隨溫度上升而增加。社群媒體分析顯示，高溫期間負面情緒表達增加超過150%。
對弱勢家庭而言，經濟壓力、環境不佳，再加上情緒緊繃，更容易引發衝突。
台灣政策的缺口與日韓經驗的啟示
雖然《氣候變遷因應法》第八條要求強化脆弱群體的因應能力，但衛福部並未被明列為共同責任單位，導致社福體系在高溫防災中角色邊緣化。《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長達500頁，但涉及衛福部的部分寥寥數頁，多停留在研討會或討論階段，缺乏法定責任與明確分工。
在補助與資源上，也存在落差。
部分弱勢戶的居住加蓋鐵皮環境，根本無法裝冷氣，或房東不願意協助更新；電費補貼金額有限，對酷暑時長期開冷氣的龐大支出只是杯水車薪。各地的避暑中心啟動標準不一，設備與服務差距大，缺乏全國統一規範，也很少追蹤無家者、獨居長者等特殊弱勢是否真正受惠。
相對之下，南韓有超過五萬處「避暑中心」，涵蓋都市與鄉村，並與商家合作設置清涼休息點。一旦高溫預警發布，這些場所立即開放，民眾可透過官方地圖快速查詢。日本各地則有「暑熱避難設施」，提供空調、飲水與簡易醫護，並由中央訂定指引、地方確實落實。
南韓設立超過五萬個避暑中心與休息站，地點遍佈全國，讓民眾有避暑歇腳的地方。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更重要的是，日韓將社福網絡與氣象預警接軌。一旦紅色警戒發布，基層人員立刻探視或致電弱勢者，並有預算支持。南韓提供能源券，日本補助夏季電費，確保弱勢能安心用電。（延伸閱讀｜開冷氣還能賺錢？「負電價」時代來臨，靈活用電的人賺最多！）
氣候不正義：弱勢更弱勢的全球現實
在聯合國的討論裡，氣候變遷的衝擊，從來不是平均分配。它更像一面放大鏡，把社會裡的弱勢處境照得更清楚、更殘酷。當資源充足的人開著冷氣車、回到隔熱良好的家時，另一端，無家者在柏油路的輻射熱中度過夜晚，低收入戶的家長盤算著要不要少開幾小時冷氣來省電費。
而在台灣，當極端高溫成為日常，那些最沒有能力搬走、改變環境的人，反而被困在酷暑的牢籠裡。
這就是氣候不正義的殘酷：本來就脆弱的人，承受更多的風險，卻擁有更少的選擇。
「不遺落任何人」並非空洞標語，而是聯合國對於世界各國永續發展的核心承諾。這意味著氣候政策必須優先照顧那些最脆弱、最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族群，否則氣候行動只會進一步加深結構上的不平等。
政策不只是條文，讓弱勢者從酷暑牢籠中掙脫
所以，我們的對策不能只是氣象預警，也不能只在新聞裡出現一次關懷行動的畫面。它必須是制度化的日常。
我希望未來的法律，能明確要求環境部與衛福部合作，讓社會福利體系不再被排除在氣候調適之外。當高溫預警發布時，社工與照服員自動啟動關懷；每個鄉鎮充分與企業商家合作，讓標準化的避暑中心，不只是有空調，還要有飲水、醫護與心理支持；弱勢家庭的電費補助要足夠，讓「開冷氣」不再是一種奢侈的掙扎。台灣的冷氣補助、能源券、甚至社福人員的出勤，都該與氣象警報「連動」起來。
當氣溫逼近危險值，不是只靠新聞提醒大家喝水，而是讓整個系統自動運轉，把人找出來、把門打開、把涼風吹進每一個需要的地方。
氣候變遷的挑戰，考驗的不只是科技與能源轉型，更是我們願不願意承認、並正視這個社會的不平等。極端高溫不會自己消失，但我們可以決定，要不要讓它成為弱勢者的致命陷阱。高溫來臨時，他們不必再孤身對抗酷暑，而是有制度、有資源、有一張可以依靠的社會安全網。這才是氣候正義真正的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