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重點
- 資料主權概念與演變：資料主權從國際法領域發展，意指資料應受來源國法律或所屬群體治理控制。不僅涵蓋國家層級，原住民族等群體也主張對自身文化資料的集體控制權。
- AI時代的文化掠奪危機：生成式AI大量擷取原住民族藝術、語言等文化內容作為訓練素材，造成「數位化文化掠奪」。社群成為資源輸出者卻無參與治理權，凸顯資料主權急迫性。
- 資料即權力的多元影響：資料主權延伸至醫療、智慧城市、語言復振等領域。誰控制AI、擁有資料、決定訓練內容，直接影響文化記憶保存與群體參與權力。
然而，資料從哪裡來？誰能決定資料可以如何使用？這些問題，正構成當前數位治理領域關鍵的討論之一：「資料主權」（Data Sovereignty）。
源於國際法與隱私法領域，「資料主權」意指資料應受其來源國法律或所屬群體的治理與控制。
例如，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便主張個人有權知悉、限制甚至刪除自己的資料使用方式；而後這樣的概念形成一種普遍的基礎，舉例來說，加拿大於2023年提出的《人工智慧與資料法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Act, AIDA），即便不是直接使用「資料主權」一詞，但仍反映出國家在跨國資料流通中保有法定主權與道德規範。
但資料主權不僅是國家層級的概念，在當今多元文化的社會中，愈來愈多群體開始主張對自身資料的集體控制權。
例如，南半球的紐西蘭毛利社群倡議「Te Mana Raraunga」憲章（Charter），強調族群在語言、健康、土地等資料的主體性；北半球的美國原住民族資訊治理組織（US Indigenous Data Sovereignty Network）則揭示，資料關乎文化延續與集體決策，並非僅屬於個人私有資產。
這些觀點，對於非原住民族（non-Indigenous）所理解的「擁有」概念，提出了更不一樣的詮釋。
當務之急：資料主權既重要且急迫
AI時代，使得資料主權問題更為複雜。
具體來說，大型語言模型如ChatGPT與圖像生成模型，往往訓練自龐大的開放資料庫，其中不乏新聞文本、社群貼文、學術論文、口述歷史等文化性內容。有些內容經過授權，也有許多未經同意便被蒐集再製。
加拿大原住民族科技公司Animikii曾在2023年發表文章〈The Generative AI Art Heist & Indigenous Dispossession〉，指出當前生成式AI平台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大量擷取原住民族藝術品、語言資料與文化敘事風格，做為訓練模型的素材。此舉不僅侵害創作者的智慧財產權，更造成一波嚴重的「數位化的文化掠奪」（digital dispossession）。
生成式AI只要輸入指令便可進行圖片生成，然而素材取用大多未經授權，造成無形的文化掠奪。圖片來源：截自ChatGPT
該文指出，這波AI浪潮彷彿是一場大規模的資料搶奪行動，原住民族社群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語言、圖像與知識資源的輸出者，卻無從參與治理，也無法獲得實質回饋。
這樣的情況，即訴說著資料主權的重要性與急迫性：
這已經不僅是保護個資，更關乎集體文化記憶的保存權、知識詮釋權與科技參與權！
如果你跟我不一樣，並非來自台灣的原住民族社群，看到這裡可能會覺得「反正這是原住民的事」，好像離你很遠。但端傳媒的報導〈從創傷到承傳，移加港人與加拿大原住民的生命對照〉，在Threads上的圖卡引用香港鄒崇銘博士的一段話：
「中國對香港的新殖民主義，在某程度上正朝著文化清洗的方向發展。香港人的處境，跟這邊的原住民也是相通的。」
任何社群都有屬於自己的文化表現、語言和知識。現在，你身分認同的文化可能還是「主流」，所以不感威脅，但難保有一天會變成「非主流」——這時候你就知道了。
當AI開始主導決策，而那個AI又掌握在誰的手中？誰擁有資料？誰決定資料訓練內容與價值觀？
這些問題在在都已成為科技治理的核心，資料不只是原料，更是權力的延伸。
當然，「資料主權」除了對於原住民族是當務之急，也延伸到其他領域，例如醫療與生技產業。
當基因資料與健康紀錄被大量用於AI診斷與藥物研發時，卻未必尊重病患或原生社群的知情權與決策權；在智慧城市與移民治理方面，監控系統與城市規劃仰賴即時資料流，但社會邊緣群體往往淪為被監視對象，卻無參與治理的機會。
AI醫療需運用患者基因資料與健康數據，涉及隱私權爭議，且診斷過程未必取得病患知情同意權。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此外，關於語言復振與數位主權，這是任何語言社群都面臨的議題。讀者可以自問：「你會說你阿嬤阿公的語言嗎？說得流暢嗎？」若AI語言模型未與實際的語言使用者或社群合作，反而可能加速語言的邊緣化或誤用。
最後，在全球平台跨法域壟斷的情況下，大型科技公司以境外伺服器處理本地用戶資料，形成治理上的困難。
資料主權不只關乎法律治理與產業利益，更關乎文化記憶、群體主體性與未來參與的權力。AI時代，誰能決定資料如何被看見與詮釋？這不只是技術層次的問題，更是我們如何理解民主、治理與社群關係的當代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