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重點
- 原住民族資料主權的核心概念：IDSov強調資料不只是技術資源，更是連結歷史記憶、文化延續與自我治理的基礎。原住民族有權保存、控制文化遺產與傳統知識，資料是權力延伸與文化實踐場域。
- 從被動客體到主動主體的轉變：原住民族長期被動成為「被研究」對象，AI時代提供展現自決的契機。透過CARE原則與國際合作，原住民族從資料的輸出者轉為治理參與者，重建主體性。
- 避免數位殖民的政策反思：政策制定者應警覺「以資料正義之名」可能再製治理權力。真正的資料主權需根植於族群語言與知識系統，避免原住民族再度成為數位空間的被殖民者。
隨著AI科技迅速發展，用以訓練的資料（Data）成為全球科技、政治與經濟發展體系中的關鍵資源之一，資料主權（Data Sovereignty）等數位治理再度掀起討論。
在這波數位治理浪潮中，原住民族資料主權——即Indigenous Data Sovereignty（IDSov）的概念，也逐漸愈受重視，尤其是在紐西蘭、澳洲、加拿大與美國的原住民族社群，掀起諸多討論乃至學術對話。
除了重新檢視主流資料治理框架，更揭示原住民族在全球資料體系中被邊緣化（marginalized）的情形，喚起各界的注意與行動。
本文即是在此脈絡下，希望能在台灣開啟更多相關議題的對話，尤其是屬於南島語族的台灣原住民族，在近年來時常作為我國在與他國家交往時「台灣是南島語族的原鄉」的一種修辭（rhetoric），台灣政府與民團藉此與友邦如帛琉等太平洋諸島國建立連結。
又如就在今年四月底，加拿大完成聯邦大選，我國外交部也特別在發文祝賀並強調：
台灣與加拿大共享民主、自由與人權等價值，近年台加關係持續穩定成長，在經貿、科技、醫衛及原民等領域合作緊密，加國更在去年八月宣布成為「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正式夥伴。
「原民」既與「經貿、科技和醫衛」併列成為我國與他國的「合作領域」，那麼，當國際社群正在討論原住民族的資料主權議題時，以科技之島為榮的台灣當然不應置身於對話之外。
原住民族如何在這場各國及其大型科技企業以資料與語言模型競相角逐的戰場上，仍能持續發聲、並挺身而出主張對於資料的主權——IDSov的概念，除了關注原住民族資料的保存與使用，更關乎「誰有權詮釋原住民族知識」的爭議。
依《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簡稱UNDRIP）原文如下：Indigenous peoples have the right to maintain,control, protect and develop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 as well as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ir sciences, technologies and cultures, including human and genetic resources, seeds, medicines, knowledge of the properties of fauna and flora, oral traditions, literatures,designs, sports and traditional games and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They also have the right to maintain, control, protect and develop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over such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原住民族有權保存、控制與保護其文化遺產、傳統知識與智慧財產。時至今日，這項權利亦延伸至數位空間，IDSov的提出即是在強調：
資料不只是資源，更是主體與群體關係的延續、身分的建構，以及文化自主權的實踐場域。
在國際層級，IDSov的討論已逐步開展。以聯合國體系的組織與會議為例，每年四月中下旬至五月初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原住民族常設議題論壇」（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下簡稱UNPFII），近年亦開始強調數位空間中的文化權利與資料主權，並視其為實踐原住民族族群自決（Indigenous Self-determination）與解殖民（Decolonization）的重要課題。
UNPFII自2002年舉辦至今，已進入第24屆，過去年年都有台灣原住民族團隊積極參與，筆者也自幾年前開始加入參與行列，與台灣原住民族的前輩們學習並實踐國際參與。
今年四月，筆者亦與團隊一同前往，並在其中一場平行會議《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實施後「原住民族的進展」（Advancemen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fter Implementing UNDRIP）中，與加拿大的講者們針對IDSov展開對話。
該場會議由加拿大卑詩省原住民族婦女協會（British Columbia Native Women’s Association，下簡稱BCNWA) 主辦。
「原住民族常設議題論壇」彙集來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政府代表與相關學者，展開一系列討論。圖片來源：聯合國官網
針對筆者對於IDSov的提問，梅蒂族全國議會（Métis National Council）主席普登特（Victoria Prudent） 表示肯定跨國的原住民族社群合作，對於人工智慧和IDSov之間交織的議題，尤其是針對原住民族具有神聖性的傳統知識、語言等內容，如何避免被任意成為資料使用，應開啟更多的對話。
而來自加拿大Ts’kw’aylaxw部落的BCNWA主席愛德華茲（Kwiks Ti7na Gena Edwards），亦肯認資料主權議題的重要性與急迫性。
面對原住民族經常被動地成為「被研究」的客體，甚至在不被告知的情況下，就被非原住民族者（non-Indigenous）拿來做研究並享用出版成果的脈絡下，當今遇到人工智慧與資料主權的交匯，即是展現自決的重要契機。
對此，筆者深感認同。不論是在加拿大或台灣，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多面臨類似的議題：過去我們的祖先被學者們恣意研究與分析、被外來政權視為殖民統治時分化或作戰的工具，種種非人性化的政策與國家統治手段，使原住民族被客體化與邊緣化；這一代的我們，能夠如何站穩主體性？
更進一步言之，當台灣政府將「原住民族之存在」推向國際合作的領域，在各國發展人工智慧並強調主權AI的當下，對於原住民族的資料主權議題與相關討論，更不應付之闕如。
加拿大卑詩省原住民族酋長聯盟（Union of BC Indian Chiefs，下簡稱UBCIC)，來自Tsartlip First Nation的Don Tom酋長亦回應筆者，談及目前他們對於IDSov的重視和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
UBCIC於去年（2024年）九月發布新聞稿，呼籲聯邦政府立刻採取明確且決定性的行動，包括聯邦政府於去年五月公布的《資訊獲取現代化行動計畫》（Access to Information Modernization Action Plan）中所提出的要求，相關行動也必須遵守加拿大在UNDRIP與《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法案》（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ct，下簡稱UNDA）下的加拿大政府於2021年正式通過UNDA成為國際上將UNDRIP 納入本國法的國家之一，UNDA 被視為加拿大邁向「和解」的重大里程碑，亦是回應國內「真相與和解」其中一項具體行動。。
加拿大此一行動計畫，旨在改善聯邦各機構的資訊獲取制度，列出了六項推進原住民族和解的措施，包括支持原住民族資料主權（IDSov）、跨部會合作、提升公部門的文化能力訓練（cultural competency training for government staff）以及在資訊公開制度下落實 UNDA 等。
除了上述在聯合國會議當中的討論，跨國非政府組織如全球原住民族資料主權聯盟（Global Indigenous Data Alliance，簡稱GIDA），也積極推動推動CARE原則——即「集體利益、控制權責、責任性、倫理」（Collective Benefit, Authority to Control, Responsibility, Ethics）四項重要的概念，藉此對現有以科技效率為導向的FAIR原則（Findability, Accessibility, Interoperability, Reuse，簡稱為 FAIR） 進行補充。
在當代全球原住民族權利運動中，IDSov逐漸成為關鍵議題。
對原住民族而言，資料並非僅是技術資源，更是連結歷史記憶、文化延續與自我治理的重要基礎；GIDA由多國學者與社群組織共同倡議國際資料主權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Indigenous Data Sovereignty），並推動原住民族的資料主權與治理、主張原住民族在資料上的權利與利益、倡議以資料實現原住民族自決福祉，以及強化依據原住民族價值與集體利益參與決策的權利。
如此資料觀點與治理模式，可為現行政策提出結構性的再思考。
資料承載著原住民族豐富的文化藝術與歷史記憶，應確保在數位時代中不被任意挪用或扭曲。圖片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官網
在本文的結尾，筆者要引用上面提到在聯合國平行會議中，BCNWA主席愛德華茲回應我的其中一段話。
這段話必須從原住民族對世界的認識（epistemology），針對「擁有」（own）的概念去理解——她對「擁有」的理解，並非是個人而是集體（my people）的，並應守護且傳承這樣的概念——這是我們身而為人的重點。
當IDSov成為國際組織與NGO關注的關鍵詞，相關政策制定者也應警覺「以資料正義之名」所可能再製的治理權力——原住民族的主體性是否真正被重視，抑或僅作為「應被保護的資料」或「需要治理的對象」，再次延續現代國家政府「管理」的便利性，而使原住民族再度成為數位空間裡的被殖民者，世世代代難以翻轉。
如果IDSov僅止於成為國際政策文件中的標準條款，而無法根植於各族群語言、知識系統與世界觀等，那麼這場資料主權運動將難以逃脫殖民的陷阱。因此，筆者認為根本的問題在於：
我們是否願意理解原住民族的資料主權——是關於「誰」以及怎麼「擁有」的課題。
這些內容要怎麼納進法律？這不是幾個學者、政策專家或政府官員坐在電腦前開著視訊會議，就能做出的結論；而是應邀集原住民族人、真正與部落有聯繫與連結的人，來好好闡釋與表達。
在這個資料驅動的時代，原住民族不再只是被研究與被管理的對象，而是一直、且未來也會是知識與資料的主體。
資料不是中立的，也不會只是一種資源，資料是權力的延伸，是關係的體現，也是文化的延續；在追求資料正義與多元治理的全球趨勢中，我們不應僅停留在技術上的最佳實踐，而是要進行對於歷史、結構與主權的深刻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