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重點
- 「歷史終結論」造成自滿心態：許多西方人深信民主自由已永遠勝利，導致當代社會對軍事技術發展猶豫不決。然而，在其他國家積極發展軍事科技的當下，這種「我們已經贏了」的態度恐造成自我毀滅的後果。
- 矽谷工程師的道德困境與現實脫節：Google和微軟等科技公司的員工強烈反對參與軍事項目開發，認為「上班不是來研發武器的」，卻忽略了這些成果需要軍事實力來捍衛。
- 外交談判需要硬實力作為後盾：在討論政策是否公正之前，必須先確保己方在談判桌上有足夠實力。當代國際事務處理往往過度依賴道德正確性，而忽略了地緣政治中「誰更有能力傷害對方」這個殘酷但關鍵的問題。
擁有研發和部署武器的能力，再加上的確可能使用武器的威懾力，往往是我們和對手進行有效談判的基礎。我們的文化對，於公開追求技術優勢顯得猶豫不決，根本的原因可能在於我們的集體態度，因為我們自認已經贏了。
然而，許多人堅信歷史已經終結，認為在歷經20世紀的爭鬥後，西方的民主自由已經永遠取得勝利。這種觀點深植人心，卻十分危險。
1989年，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了一篇文章，後來那篇文章延伸成一本書：《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時報出版）。
他在書中闡述的世界觀，影響了未來幾十年國家菁英對大國競爭的思想。柏林圍牆倒塌前幾個月，福山宣布，我們已經走到「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民主自由已經成為「人類政府的終極形式」。
福山的主張很有吸引力，就像英國政治哲學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所言，「大國之間單調、無意義的循環」其實只是一種幻覺，歷史確實有一條潛在的軌跡可尋，即使這條軌跡可能有曲折的發展。
然而，我們絕不能自滿。
民主自由的社會若想取勝，不能光訴諸道德，也需要硬實力，而本世紀的硬實力建立在軟體之上。
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曾先後在耶魯和哈佛大學教授經濟學，他深知，研發武器技術的進步與這些武器對政治結果的影響之間的關聯。
1960年代，美國在越南的軍事活動日漸升溫之際，謝林寫道：「必須預見可能出現的暴力，才會有威懾的效果。」 「製造傷害的能力就是談判的籌碼，外交利用的正是這種能力。這是殘酷的外交，但仍是外交。」
謝林這種現實主義的優點在於它不帶情緒，把道德和戰略分開來看。正如他所言：「戰爭向來是談判的過程。」
在討論某個政策是否公正之前，我們得先知道我們在談判桌上有什麼籌碼，無論是武力談判還是其他形式的談判。
當代國際事務的處理方式往往明確或暗自假設，只要自己的立場在道德或倫理上是正確的，就不必面對一個讓人很不舒服卻極度重要的問題：和地緣政治的對手相比，哪一方更有能力傷害對方。當前這個時代以及許多政治領袖一廂情願的態度，最終可能將導致自我毀滅。
當其他國家積極發展之際，許多矽谷工程師依然反對參與開發可能具軍事攻擊功能的軟體，包括在戰場上能更精確鎖定、並消滅敵人的機器學習系統。
這些工程師毫不猶豫投入自己的職涯，打造可以最佳化社群媒體平台廣告版位的演算法，但他們不會為美國海軍陸戰隊開發軟體。
舉例來說，2019年，微軟考慮是否要與美國陸軍簽署國防合約時，就遭內部員工反對。微軟當初雀屏中選，要為美國士兵打造用來規劃任務和訓練的虛擬耳機。
然而，一群員工反對此事，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執行長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和總裁布萊德．史密斯（Brad Smith）。他們強調：「我們是來上班的，不是來研發武器的。」
開發具軍事攻擊功能的系統具道德爭議，許多矽谷工程師拒絕參與，以維護個人良知與倫理立場。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這件事發生的前一年，也就是2018年4月，Google員工群起抗議，隨後Google便決定不再和美國國防部續約所謂的「Maven計劃」（Project Maven）。Maven計劃是個非常重要的系統，目的是協助分析衛星與其他影像偵察，規劃執行全球特種部隊的行動。
3,000多名Google員工在寫給執行長桑達．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公開信裡簽名，他們表示：「我們無法接受為美國政府開發這項技術，協助美國進行軍事監視，並可能因此產生致命的後果。」
當時，Google發表了一份聲明，想要為公司參與該計劃辯護，聲稱公司從事的工作僅用於「非攻擊性目的」。
Google企圖用細膩的法律辭令來切割自己的行為，尤其是和前線的美國士兵與情報人員切割，但這些人確實需要更好的軟體系統來完成任務，保障自身的安全。然而，不到兩個月，Google就宣布暫停政府的專案工作。
據當時報導，負責Google雲端業務的黛安．格林（Diane Greene）告訴員工，公司已經決定不再和美國軍方進一步合作，「因為員工反彈十分嚴重」。 員工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公司高層也聽取了意見。
幾天後，《雅各賓》（Jacobin）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宣布Google「成功對抗美國軍國主義」，指出Google員工成功站出來，反對公司濫用他們的才華。
當科技成為軍事與政治力量的延伸時，美國政府雖欲積極開發數位軍事武器系統，但工程師們強烈拒絕提供自身技術。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我們親眼見證年輕的工程師抗拒開發數位武器系統。對部分工程師來說，井然有序的社會以及他們享受的舒適安全，是美國正義體制必然出現的結果，而不是為了捍衛國家和國家利益，一同付出各種心力所帶來的成果。
對他們而言，這種安全與舒適不是爭來的，也不是贏來的。
許多人把我們享受的安全視作理所當然，天經地義，根本不需要特別解釋。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經濟層面，這些工程師都活在不需取捨妥協的世界裡。然而，他們和矽谷許多同世代人的觀點與立場，已經明顯偏離美國主流的民意。
令人意外的是，過去幾十年來，雖然美國大眾對各種機構的信任程度起伏不定，對報紙、公立學校和國會的信任度也大幅下降；但美國人始終認為，美軍仍是全國最值得信賴的機構。
我們不應輕易忽視大眾的直覺。1961年，美國媒體人小威廉．法蘭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接受《君子》（Esquire）雜誌採訪時表示：「我寧可讓電話簿列出的前兩千人來治理國家，也不願讓哈佛大學的教授來掌管國家。」
他這番戲謔又諷刺的話是在嘲諷當時的學界與政治菁英，但這番話也蘊含了智慧，帶有謙卑的提醒。
延伸閱讀
作者： 亞歷山大・卡普（Alexander C. Karp）、尼可拉斯・詹米斯卡（Nicholas W. Zamiska） 譯者： 周群英 出版社：感電出版 出版日期：2025/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