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房從經濟成長紅利到仰賴家庭財富移轉
放在台灣具體時空歷程來看，伴隨60年代起都市人口集中與經濟快速增長等外在因素，早年的城鄉移民，確實是從他們一分一毛的血汗錢，堆積出自己在城市中一磚一瓦與房地權狀。這仰賴的，是台灣在特定時刻，將自己整合進全球經濟產業鏈的經濟成長紅利。
但是1989年，大台北地區的房價所得比達到6到8、高房價已成民怨之後，台灣人是如何持續投資房產30年？特別是2000年以來，在經濟成長趨緩、薪資所得凍漲下，還可以2010年代將房價所得比翻倍（雙北13到16）推上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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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支撐台灣人買房的資金來源，已逐漸由經濟成長紅利轉向家庭積累。而這在經濟長期衰退與低薪的時代，將造成青年世代不公與階級差距更加惡化。
面對經濟放緩、所得停滯，人們買房逐漸轉向仰賴家庭積累，父母的積累轉換到子女身上。不管是房產繼承、贈與年幼子女，或是由父母負擔頭期款，使子女能夠買房背房貸。
台灣社會與其他華人社會若真有什麼共通性，其中之一就是「資產積累的核心在於家庭」。
婚育成家以及子女繼承，是台灣人購屋的一大動力。這種以家庭為核心的資產積累，在早年獲得了政府的支持，直到近年來遇到瓶頸，形成「購屋危機」的關鍵。
六年級生（民國60年代出生的世代）在80年代出社會後，多少還趕上了台灣經濟成長的餘波，累積資產購屋；七年級生在90年代出社會後，不但遭遇全球性的景氣衰退，房價也在SARS之後回升。這時，四年級的父母輩如能提供第一桶金、協助買房，還有機會繳房貸、成為購屋一族。
但是在2010年之後，先有台商回台投資房地產、後有北台都會區都更，兩事件推升房價。這時出社會的千禧世代，面臨的是月薪三萬、但雙北房價千萬起跳的現況，其原生家庭（五年級生），還有多少有能力協助子女買房？
趨勢恐將是，有屋者的下一代更容易獲得房產，無屋者的下一代則更難累積資產。特別是多屋家戶，透過出租、交易房產擴大與一屋家戶、無屋家戶的資產積累差距。
這種房產持有的極化現象，近年來反映在單人家戶與空屋數的大量成長。根據內政部的住宅資訊調查，從1988年到2008年，單人家戶的自有率成長了19.1%，遠高於夫婦家戶（13.4%）、核心家庭（12.7%）以及全體平均成長率（9.6%）。
這顯示的是「台灣買房自住的都是獨身人士」？還是「自用住宅稅率優惠促使多屋家庭中每人登記一屋為自用」的現象？
在空屋率方面，過去十年，全國平均一直維持在10%，諸多大型開發計畫及其周邊（如新莊副都心與頭前重劃區、淡海新市鎮）空屋率介於28%至44%；即使住宅需求最高的雙北都會區核心地帶，空屋率也達6.8%，共有15萬戶低度使用。
過去幾年推動的奢侈稅、房地合一稅、豪宅稅等，試圖處理都市房產集中與不均的現象。但在房產交易實價揭露與課稅受阻、遺贈稅維持低檔的情況下，房產階級的再生產，依舊會是資產不均積累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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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與挑戰：購屋危機與家庭社會關係轉變
綜上所述，台灣「房產社會」的霸權建立與鞏固，來自多方行動者在象徵論述、實踐與制度的共同支持。目前，改變「房產霸權」的契機有二：
第一，一般年輕家戶在2010年房價飆漲之後，難再對都市買房抱有期待。此一購屋渴望的破滅，既是阻斷「人必買房－房價必漲」此一封閉循環的起點，也是思考其他住宅選項的起點。
第二，人口結構與傳統家庭價值的轉變，包含高齡少子化的浮現、獨身、非婚姻家庭、遠距家庭等「非正典」家庭與及社會關係的出現，已經開始要求不同型態的都市居住與生活空間。
如果說，台灣的下一個世代，將有更多人離開傳統家庭體系，選擇新型態的社會關係與生活方式；而目前的房地產市場，卻未能滿足變化中的居住需求，甚至存在許多根本的品質問題與對特定群體的歧視。今日的居住現況或許比30年前更加嚴峻，但也是刺激我們思考新的居住可能、挑戰房產社會霸權的機會。
透過論述生產、市場與社會的實踐，人們重新思考如何使用、改變都市空間；透過制度改革，健全房產稅制與住宅市場、提供公共住宅。這些都是鼓勵人們發展購屋以外空間想像與實踐的可能，讓都市與居住空間，真正滿足各種都市居民的需求，並且回應新的社會關係及衍生出的新形態居住環境，也是我們認為都市住宅與空間議程的新方向。
洪偉傑（紐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地理系博士生）
台灣大學地理系碩士。自2012年起參與都市與住宅議題的研究與倡議。關注當代社會空間問題，包含制度改革與社會轉化、社區與都市空間生產。目前研究計畫為台灣的都市更新政策與房產所有權體制之間的關係，蹲點台北市南機場、斯文里兩個推動公辦都更的整建住宅社區。
徐進鈺（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1989年就讀台大城鄉所碩士班參與發起「無住屋運動」，之後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地理學博士。長期關注台灣的空間政治經濟發展，尤其是有關自由化政策之下，國家與空間結構的轉化，包括區域發展、都市更新、經濟特區以及晚近智慧城市治理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