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工程師治國」的美好舊日時光，一般說的是「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依年紀排列）三人。
其實，其中有個小小誤會，尹與孫兩人，大學都念電機工程。但李國鼎大學念的卻是物理，走的是純粹的科學家道路，不是工程師。
他南京大學畢業後，考取庚子賠款獎學金到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博士，進了當時全世界最先進的原子物理實驗室。
他的指導教授可是舉世知名的拉塞福（Ernest Rutherford）——19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今天高中物理課本必教的「拉塞福模型」（原子由原子核與外圍電子組成），就是他發明的。
李國鼎跟隨拉塞福做了3年低溫超導研究，因中日戰爭爆發，而放棄博士學位，以及從小做到大的科學家夢，毅然回故國效力。日後他也成為早年台灣財經內閣當中，最早一位「海歸派」。（延伸閱讀：經建工程師，腳步不曾停 李國鼎）
李國鼎戲劇性的人生經歷，在戰後台灣這一批寫下豐功偉業的院長、部長當中頗具代表性。
以讀書人風骨治國，打下台灣工業基礎
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瞿宛文認為，過去以「財經官僚」稱呼，實在有點誤導，甚至小覷了這群人。
她在2017年出版的《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一書當中，稱李國鼎等人為「以實業救國的儒官」。（延伸閱讀：李國鼎的財經建言）
「他們不是依法辦事的官僚，而是那大時代下的特殊產物，」她在書中強調，「比較貼近現實的看法，應該是將他們看作中國傳統的以經世致用為職志的知識份子……他們讀過傳統經典、用毛筆批公文、寫律詩絕句。更重要的是，他們承繼了中國知識分子自鴉片戰爭以降的整體屈辱及救亡圖存的使命感。他們學習工程與財經，只是因為認為救國以工業救國最有效。」
在這三人當中，尹仲容輩分最高，被評為「戰後經建計劃的總工程師」，李國鼎則是他的接班人。
兩人在美援時期，聯手制訂多項經貿政策，奠定台灣今日以製造業外銷為主力的產業模式。
台灣科技業幕後推手，地位猶如賈伯斯
到了80年代，負責科技政策的政務委員李國鼎，也與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共同推動台灣發展高科技產業。
三人當中，李國鼎身體最硬朗。尹與孫在60、70歲的生涯高峰，就分別因病逝世、退出第一線。
李國鼎雖有心臟病，卻一直在內閣工作到年近80歲才退休。因此當今台灣科技業大老，創業過程泰半受過他的提攜。
因此，「他官不是最大，但人氣最旺，」中磊電子董事長、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董事長王伯元說。他原先在美國IBM擔任主管，是受李國鼎感召而回國的青年才俊之一。
在台灣高科技產業起飛時期，王伯元回憶，絡繹不絕來台灣參訪、談生意的外賓，很多人第一個想見的就是李國鼎。
英文流利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早年物理學者的扎實訓練，讓李國鼎可以快速理解半導體、網路通訊等新技術。
「在國外，K.T Lee（李國鼎英文名）比孫運璿有名多了，」王伯元說。但他也感嘆，現在年輕人，泰半都沒聽過李國鼎的名頭。（延伸閱讀：活躍國際的李國鼎）
如果要讓現代人更了解李國鼎的貢獻，以全球科技業幾個典範等級的CEO來比擬，李國鼎的對台灣科技業的影響，和誰最像？
「就像（蘋果創辦人）賈伯斯吧，」王伯元想了一會，說，「我們今天享受的這些，都是他打下的基礎。」
第一、郭台銘的第一桶金，是他給的
就拿近來決定參選總統，正到處拜票的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來說好了。
他的第一場拜票行程，到了新竹的眷村博物館，看到現場一台骨董電視，登時感觸良多。
「我們鴻海第一個做的，就是電視旋鈕，」郭台銘說，「我們的第一個客戶，就是艾德蒙（Admiral）。」
這是段塵封已久的歷史，台灣在1970年代，曾經是世界電視機產量冠軍，超過日本。1967年設廠的艾德蒙中和廠曾是台灣第一條彩色電視產線。
背後功臣，就是李國鼎。
他在經合會主管與經濟部部長時期，以種種租稅優惠，大力吸引外資，並說服財政部，給一家電視零件大廠保稅工廠的優惠。也就是今日仍在新店寶橋路營運的通用器材（GM），主要做電視調頻器等電子零組件。
之後，他在《李國鼎口述歷史》一書回憶，當時通用負責人對台灣投資非常滿意，回美國鼓吹上游客戶一起來，艾德蒙、RCA等電視整機廠便跟著來台投資組裝廠。艾德蒙董事長還跟李國鼎建議，應該找傳統電視最貴的零組件——映像管廠商來台投資，產業鏈才會完整。
李國鼎便找上美國前亞太國務卿、時任康寧玻璃董事長的墨菲，1969年，康寧與RCA在台投資映像管廠。
「結果中心廠都來了，我們原料的零件廠都擴充了，變成一個tree(產業樹)，」他日後接受訪問時回憶。
電視機可以說是台灣在全球電子業的最早的世界第一，雖然由外商主導，但因此孕育出的一批本土零組件供應商，卻成為接下來個人電腦業爆發的基礎。郭台銘創立的鴻海，便是最好的例子。
第二、身兼超級業務員，拿下最大外商、電腦業第一張大單
李國鼎另一個讓不少企業家嘆服的地方，就是這位當了一輩子公務員的物理學家，竟然還是個「超級業務員」。
前飛利浦全球執行副總裁羅益強曾公開說過一個往事。1965年，當年擔任經濟部長的李國鼎，在蔣介石總統授意下，為荷蘭飛利浦董事長佛瑞德．飛利浦（Fred Philips）做了一次有關台灣發展的簡報，李國鼎詳細向他介紹台灣正在發展的加工出口區，並且非常明確地指出台灣經濟未來發展的方向，令佛瑞德深刻印象。
佛瑞德回國後，在董事會獨排眾議，決定飛利浦公司到遙遠的台灣設廠投資。
也就是，1965年投資的飛利浦建元電子，一直台灣最大的外商之一，一直到2000年，飛利浦仍是台灣第三大製造企業，營收達2155億元，員工人數達1萬人。
飛利浦在台灣傑出的設廠績效，也是飛利浦日後願意在台積電草創時，出資、出技術力挺的一大關鍵，
甚至，台灣電腦業第一筆代工大單，也來自李國鼎。
1983年，美商ITT要進入個人電腦業。當時已七十多歲，擔任政務委員推動科技業的李國鼎，認為這個單子一定要給台灣加工製造，便寫新給ITT的高階主管李信麟。
宏碁創辦人施振榮在電視採訪時回憶，後來單子分為兩半，一半給宏碁，一半給神通。「這算是台灣電腦業第一筆大單，」他說。
第三、首推強化版「自貿區」，60年前就開始「錢進來，貨出去」
近來因為新任高雄市長韓國瑜而重新翻紅的「自貿區」（自由經濟貿易區），其實早在60多年前就已經在台灣出現，主導者正是李國鼎。
根據《李國鼎：我的台灣經驗》一書，1957年，李國鼎出國參加國際會議，回程到到義大利，考察威尼斯東邊的自由貿易港口里雅斯特（Trieste），1962年再度到里雅斯特港考察。
之後他有了決定，「決定將自由貿易區與工業區合併經營，成為加工出口區。」
他認為，單純的自由貿易區不適合台灣，因為附加價值不高，「我們需要充分就業，所以用人力做加工的工作，以增加產品的出口價值。加工出口區可以藉由加工增加經濟價值。」
此後，高雄港運用美援經費浚港，以挖出的泥沙填出一個人工半島，就地開發成台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並於1966年完工掛牌。
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瞿宛文解釋，其實李國鼎所在的工業委員會（經建會的前身）早在1956年已做了設置加工出口區的政策建議，但最後不了了之。
要過了10年才能真正實施，主要因為在50年代，諸多國家法令等基礎架構還沒跟上，直到李國鼎當時率領的美援會工業投資小組，在外匯改革、吸引僑外資的《獎勵投資條例》等吸引外資的相關改革一一完成，1965年，他升任經濟部長，才得以通過「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
台灣創造出口外銷的第一台強力引擎，從此隆隆作響，帶動台灣此後30年的經濟奇蹟。
第四、張忠謀：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
1976年，李國鼎與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意見不合，而辭去財政部長。之後，因為為他打抱不平的聲浪頗高，蔣經國便任命他為不管部會的政務委員。
兩年後，蔣經國就任總統，接任行政院長的，是不論年紀、資歷都較李國鼎為淺的孫運璿。
這對李國鼎過往一帆風順的仕途而言，算是個低潮。沒想到的是，他的12年政務委員生涯，主管科技事務，推動工研院、新竹科學園區、資策會，卻是他在後世名聲最響亮的時候，也因此贏得「台灣科技教父」的封號。
坊間不少人傳說，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是李國鼎延攬到台灣。
但這個說法不是事實。張忠謀曾在接受《父子雙傑：清華傳承》（徐賢修傳記）一書作者採訪時表示，李國鼎早在1982年就到美國邀請時任德州儀器副總裁的張忠謀到台灣工作。張忠謀也來台與孫運璿、李國鼎細談。「……談過之後，我發現他們對於美國企業主管的待遇不太了解，」張忠謀說。
當時，張忠謀雖有意離開德儀，但還有一大筆股票選擇權還沒到期。馬上走，損失慘重，而台灣政府能給他的待遇，顯然無法彌補這損失，只能婉拒。
過了3年，張忠謀已經離開德儀。時任工研院董事長的徐賢修，才去美國拜訪數次，甚至去到當時位在紐約川普大廈的張忠謀住所，邀請張忠謀回台擔任工研院院長，才說動張忠謀。
但張忠謀也的確公開說過，「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
張忠謀回憶，他本來以為來台灣就是接工研院院長，結果一來兩個星期，李國鼎便找他商談，說政府想以合資的方式，建立一個超大型積體電路製造公司，請張忠謀主持。
從台積的設立過程，更可看出李國鼎，被稱為「問題解決者」的本領。（延伸閱讀：天下人．天下事：李國鼎仲裁汽車工業方案）
台積電草創時，資金缺乏，李國鼎一一拜會欠他人情的台灣企業家，逼著他們投資台積電。包括王永慶、台南幫大老吳修齊等，
「當時他強迫我投資台積電，」苗豐強曾在一次電視採訪時笑著說，李國鼎打電話給他，說過去「支持你這麼多，今天國家有事，你怎麼可以不支持？」
後來，台積要開始設廠，大股東飛利浦想插手，代替台積蓋廠房。但張忠謀反對，認為必須要自己蓋，雙方鬧得不可開交。最後又是李國鼎親自打電話給飛利浦董事長說明，才讓台積自己蓋廠。台積電也從此跨出自主的第一步。（責任編輯：賴品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