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此類批評涉及對於個資法與隱私保護的觀念偏誤，實有釐清必要；否則將來政府資料公開的美意將不斷受挫，實非社會之福。
首先要認識的觀念是，個資保護與隱私保護，概念不盡相同。
前者著重在當事人的資料自主權，亦即未經同意，原則上不得蒐集處理利用其個資，除非有法律例外規定；後者則著重資訊安全維護及資料利用時的最小化原則，並盡可能去識別化，以降低其隱私洩漏風險。
對於前者，歐盟的個資保護法律明文規定，已過世者的資料不屬於個資保護對象，因為過世者不可能再行使資料自主權。有論者批評道，已過世者的病歷可能與生存家屬之健康有關，因此家屬仍有個資權利。
此主張混淆了個資權利與隱私權利。已過世者的病歷資料，若經過去連結的匿名處理，已經無還原身份之可能，對於其生存家屬不會有任何隱私疑慮。
若要說，生存家屬仍有個資權利可拒絕被利用；照這邏輯推演下去，就會變成即使兩位生存者之間也會產生權利衝突：那麼，父親願意提供自己病歷做研究，兒子是否可以反對？
另一種批評則說，被保險人過世後，健保署即應銷毀其病歷資料，不可提供作研究利用。
事實上，健保署基於健保營運管理之需要，即使被保險人過世，這些資料的蒐集儲存目的並未消失，因此並無個資法上所謂「蒐集目的結束後就要銷毀資料」的問題。既然可合法繼續保存資料，且這些已不是個資法保護對象；在法律意義上，其提供研究利用並不受個資法的限制，唯獨基於隱私保護之理由，必須以匿名化方式提供。
若能在概念上區分清楚個資權利與隱私保護，則事理自明矣。（延伸閱讀｜（上）醫療AI，台灣來得及嗎？｜韓廠已賣進台灣 「不能用健保數據」成台灣新創致命傷）
過去收集的病歷資料若經匿名處理，便難以還原身份。
這種批評背後，反映出台灣在數位發展與資料治理長期籠罩的烏雲——那就是過於靜態而僵化地看待個人資料議題。
在個資法上，對於個資保護與公共利益是追求利益衡平。例如，健保資料不僅是申報管理的行政用途；資料的價值在於其所隱含的洞見（insight），透過資料分析利用，才能讓健保的專業治理與永續經營成為可能。若一味強調個資保護，結果將使所有公共政策與治理永遠在黑暗中摸索。
舉例來說，近期將審議的健保保費調整，預期將淪為「菜市場喊價」式的協商。若禁止健保署將資料提供外界研究利用，則所有資料掌握在健保署手中，只有它能進行分析決策，不就導致權力更加失衡？現在，健保署願意在保障隱私前提下，提供外界研究利用，完全符合政府資料公開精神；所有對健保署政策有異見者，都應積極鼓勵資料開放。（延伸閱讀｜《經濟五四三》健保資料庫真的侵害人權嗎？）
作者認為，台灣在數位發展與資料治理的態度上依然過於僵化。
在法律意義上，已過世者健保資料在去連結匿名處理後釋出供利用，實與氣象、交通等政府龐大資料公開給外界利用並無不同。若論者要強調醫療資料有特殊敏感性，也請別忘了，醫療保險政策合理性也涉及巨大公益性；若連過世者的健保資料都無法提供利用，很難想像政府要如何推動涉及更龐大整合性健康與生活資料的「精準健康」政策。
因為個資保護與公共利益如何平衡，總有見仁見智之爭；而去識別化或完全匿名化又該符合何種標準，也需要明確規範。健保資料利用的爭議，突顯出設立個資保護專責機關不容緩。
過去常聽到，公務員最怕背上「圖利廠商」之名；在數據經濟時代，台灣公務機關則籠罩在違反個資法、侵犯隱私的陰影下，許多政策難以決斷，而寶貴的資料也難化為公共治理的實證依據。成立個資保護專責機關，將有助於掃除籠罩於上空的這片烏雲。
據報載，政府即將立法設立該機關；在此同時社會大眾也該理解，「資料利用的公益性」並不抽象，它表現於日常生活各處，包括合理有據的健保費率。（延伸閱讀｜李友專專欄｜「身為醫師，我曾因夢到『取消健保』而嚇醒⋯⋯」AI早覺醫療如何避免惡夢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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