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75年，為何至今每年仍有紀念碑落成？｜紀念碑下的光與影1

近年來，我在美國、南非和東歐，看到這類紀念碑被拆除的景象。我必須承認，雖然我理解這些紀念碑有時會激起某種強烈情緒，時而也會喚起我自身的情感，但當它們被吞噬淹滅，我忍不住因它們的消逝而傷感。

我們這些紀念碑是寶貴的歷史文物：它們滔滔不絕講述著我們先輩的價值理念，其中有好有壞。它們是稀有罕見之物，具有激發及挑動各種爭論的力量。它們往往也是偉大的藝術作品，富有驚人的工藝和想像力。為了當代政治算計而將它們全部推倒，似乎是種莫大恥辱。

紀念碑確實會對我們的公共空間施加一種讓人不舒服的壓迫感，但我希望我已表達得夠清楚，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並不需要把它們統統拆光。

布達佩斯在二戰紀念碑旁放上許多受難者的遺物、照片，指責政府試圖以雕像洗白戰爭罪行。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我們可以效法布達佩斯人民，建立一座「反紀念碑」來抗議政府出資打造的匈牙利受難符號。我們可以學習阿姆斯特丹，在令人不快的紀念碑周圍另築新的紀念碑，致使該處的國家紀念碑如今只算是豐富而底蘊細微的紀念景觀眾多層面之一。再不濟的話，我們還可以把令人反感的紀念碑移到博物館和雕塑公園。

如此一來，即便後代子孫不能茍同這些雕塑的政治立場，至少還可以對它們的藝術價值品頭論足。就算我們真的無比厭惡這些紀念碑，也隨時可以把它們重塑成嘲諷的對象；把雕像和一群羊駝圈在一起，這可是貶抑它們莊嚴性最絕妙的手段。

拆掉紀念碑解決不了我們的歷史問題，它只是把歷史趕進市井小民間。只要一座紀念碑依然屹立，總是要被面對和討論。這麼一來，我們一肩扛起說明這些紀念碑的責任。這些物件確保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對於歷史的虧欠——抑或歷史對我們的奴役。

到目前為止，我們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修建的大多數紀念碑，似乎都撐過了這股偶像破壞的浪潮。與某些其他時代的紀念碑不同，我們的二戰紀念碑仍然廣受世人敬重。因為相對來說這場戰爭發生的時間距離我們較近——尤其當一些受到褒揚的人物如今依然健在，要拆掉這種紀念碑實在說不過去。

然而，總體來說，二戰紀念碑之所以倖存下來，是因為它們繼續說明關於我們的身分，或者說我們所希望認同的身分的一些重要事情。它們訴說了我們對過去的回憶，也表達出我們今日的渴望。它們回應了當今世界無法滿足我們的一種訴求。

我在《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這本書裡，描述了五種不同類型的戰爭紀念碑（英雄、烈士、怪物、浩劫、重生），每一種都以不同形式對我們展現重大意義。

我們的「英雄」們貢獻了一種忠誠、勇敢或道德剛毅的願景，而這在我們現今生活中似乎極度匱乏──英雄就是我們的榜樣。「烈士」們為我們提供了同樣珍貴的東西：他們使我們想起過去的犧牲和創傷，這些事物既給我們留下疤痕，也造就出今日的你我。

「怪物」則提醒了我們在社會上最不齒的一切，也讓我們想起人們曾經誓死捍衛自己的權利；世界末日的景象讓我們想起世界曾經遭受過的巨大破壞，而我們對重生的憧憬則慶賀我們在戰後混亂局面下重建秩序的努力。

每一種類別的紀念碑都不是孤立存在。我們的二戰紀念碑被證明比其他時代的紀念碑更歷久不衰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五類紀念碑蘊含的記憶不但相輔相成，而且會相互強化。

在我們對於戰爭的記憶背後，世界末日的概念，把戰爭轉化為人類為爭取靈魂自由而進行的巨大拼搏。我們的英雄，在與絕對邪惡的形象爭戰中變得更加英勇；而那些怪物則因受其折磨的無辜烈士，而顯得更加可怕。

將所有這些典型聚合在一起，便生成了一個最後論點：我們對新世界的信念，是從舊世界的灰燼之中誕生。

這是我們的英雄與烈士的福報，這讓他們的犧牲變得崇高，而他們所遭受的苦痛也更顯值得。倘若沒有重生，那一切英雄主義還有什麼意義？

這五種理念，建構了我們詮釋第二次世界大戰集體記憶的神話框架。在個別地方上，這能容許我們悼念過去的創傷，而不致被傷痛壓垮。說到底，是因為曾經傷害過我們的力量已被擊敗，新的事物已在眼前。

在國家層面，這讓我們為共同的價值觀而自豪，正是這些價值觀最終引領我們走向勝利。在國際層面，這使我們對新興國際機構充滿信心，並激發我們對一個沒有戰禍的未來懷抱希望。這些理念構成了我們建立國際體系的基石。

但是，就算這個神話框架到目前為止依然十分強大，並不意味它在未來仍將如此。裂縫已開始出現。

在東歐，戰爭英雄的紀念碑已經開始倒塌；人們面對同時以解放者和征服者身分到來的蘇聯士兵，很自然會先排除其英雄主義。

然而，人們對於1945年其他強大盟友的態度也在改變。英國人和美國人不再像從前那樣讓人心存感激和敬重；現在，其他國家更情願為本國本土的英雄們豎立紀念碑。說不定哪一天，那些美國英雄的紀念碑──比方說，毀譽參半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也非被推倒不可。

政治情勢的種種變化，也可能威脅我們的二戰英雄紀念碑。

其中一些紀念碑是由持有特定政治立場的人所建造。例如，倫敦的轟炸機司令部紀念碑是在右派政黨壓倒性的支持下建成的，而波隆那的陣亡者神龕則是由左翼人士豎起。如果這兩地的政治氛圍發生重大變化，那或許這些紀念碑有一天會被視為麻煩。

除此之外，像是轟炸機司令部紀念碑這樣、在豎立之時就未能適當解決過去爭議的紀念碑，就極可能會有再起爭議、發生衝突的一天。

至於我們的英雄，他們所面臨的處境和我們的烈士與怪物所面對的，並無二致。我細細闡述過，那些人們視為紀念怪物的紀念碑幾乎全被剷除。這在我們的公眾記憶中製造出一種真空，而這種真空卻被一些更加曖昧不清、難以摧毀的東西填滿。

然而，我們仍執意抹去任何法西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紀念碑。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摧毀這類紀念碑背後的幽靈，但至少可以設法阻止這些幽靈再度附身於實體物質。

乍看之下，紀念二戰烈士的紀念碑似乎最為屹立不搖──畢竟，有哪個政府或機構膽敢拆掉一座紀念國族苦難的紀念碑？但是，即便這類紀念碑也不能倖免於來自世界不斷變化的壓力。

格拉納河畔奧拉杜小鎮的廢墟不可能永遠保存在1945年的狀態。總有一天，它們要麼會整個崩壞，要麼就必須加固、甚至重建。澤西市的卡廷紀念碑在2018年逃過了搬遷，但誰又能打包票，說威脅它的商業壓力不會有讓人屈服的一天？

就像我們的英雄紀念碑，緬懷烈士的紀念碑在政治因素影響下同樣不堪一擊。

布達佩斯的史達林雕像遭拆除，現僅剩一雙靴子。圖片來源：jaime.silva flickr

例如，首爾的慰安婦雕像部分是以反日情結的象徵而豎起，而日本人自那以後就不斷要求拆除它。如果日本的外交運作取得成果，抑或日韓兩國之間出現轉機、開啟新的友誼時代，那麼可以想見，這座雕像有一天將不得不拆除。

在布達佩斯，匈牙利因自居為德國占領受害者而備受責難，民間強烈抗議豎立民族烈士紀念碑的聲浪始終居高不下。（延伸閱讀｜10萬線民監控！歐洲強國黑歷史　連嬰兒車也盯著你）

也許在五類紀念碑當中最脆弱的，是1945年的重生紀念碑。就這類紀念碑而言，最大的威脅來自幻滅。

二戰後看似觸手可及的嶄新世界，從未曾像全人類所希冀的那樣實現。看看以色列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應許猶太人的平安樂土時，發生了多少爭端？佩克・羅格在聯合國安理會議事廳的壁畫所承諾的世界和平與和諧展望，以及考文垂大教堂的釘子十字架所編織的和解願景，現在都成了什麼樣子？為什麼我們要紀念一個從未真正實現的重生？

這些紀念碑大都不帶任何冒犯，照理說不太會被拆除；但是就算保存下來，也未必有人願意繼續前來欣賞。話說回來，政治氛圍的變化也會對這些紀念碑構成威脅，即使那些看來相對無害的紀念碑也是如此。

其中有些紀念碑，是由諸如聯合國或歐盟等國際機構豎起，但這或許反而成為它們的敗筆。國族主義者始終對這類機構持懷疑態度；尤其在歐洲，國族主義政客已經開始將歐盟視為對自身主權的威脅。

也正因如此，歐洲大陸第一座跨國戰爭紀念碑「歐洲解放之路」，極力避免和最鼎力相助的歐盟產生任何公開聯繫。反倒是，它正積極地把國族主義故事融入其更寬廣的合作與團結的訊息之中。任何紀念碑若是不照此行事，就得冒著激起國族主義情緒的風險。

聯合國安理會議事廳的壁畫，象徵戰爭過後對於和平、自由的展望。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不過，儘管有著種種威脅，二戰紀念碑的數目仍在增加。這本書中描述的紀念碑幾乎有三分之一是在2000年之後建造的，而且每年還不斷有更多紀念碑落成。看來，人們對這場戰爭的著迷程度有增無減。

就在我寫作期間，光是英國就有好幾座新的紀念館正在籌建當中。

一座全新的大屠殺紀念館和博物館，預計於2021年在倫敦市中心的國會大廈旁開幕；另外，在利物浦（向大西洋海戰中犧牲的水手致敬）、斯塔福郡（追念加勒比海地區的參戰軍人），以及同樣在倫敦（哀悼二戰中為英國犧牲的錫克教戰士），都有豎立紀念碑的籌備活動。

別的國家也在修建其他紀念碑；比方說，克羅埃西亞首都薩格勒布（Zagreb）準備建造一座大型的大屠殺紀念館；而德國也正在發起一場活動，為柏林之戰中的波蘭受害者建造一座新的紀念碑。

如果歷史是我們身分認同的基礎，顯然二戰的歷史似乎比任何歷史都更能定義我們的身分。第二次世界大戰如同一張布幔，我們想把自己所有的國族情感全部投射在上面。我們的紀念碑，便是布幔上的圖像。

這些紀念碑在未來歲月裡會變成什麼模樣，沒人預料得到。我們用花崗岩和青銅建造它們，是因為希望它們永遠存在。但實際上，唯有那些有能力與時俱進的紀念碑才能倖存，因為歷史和記憶往往會以最不可預測的方式發展。

紀念碑下的光與影系列：

#1　二戰結束75年，為何至今每年仍有紀念碑落成？
#2　柏林「恐怖地形圖」：用一面牆，揭發國家殺人機器的真實身份
#3　約翰尼斯堡「憲法山」：光是建紀念碑，無法保證悲劇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