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時代序幕的關鍵技術，是活字印刷術；成功背後的時代精神，則是開放觀念交流與鼓勵追求風險。印刷術解放了觀念流通管道自不待言，但新觀念的激盪也可能流於清談，未必能帶動科技與社會進步。因此，真正最大的推力，可說是對風險追求的獎勵制度。
說起「風險」，英文「risk」就源於大航海時代，指的是航海地圖中未被標示的水域，代表了未知，也暗示了機會。海洋國家與陸地國家的差異，就在於如何看待「risk」——為追求成功，海洋國家傾向擁抱風險。但這並非賭徒性格，而是以經驗及精算為原則、以科學知識為基礎，大英帝國無非箇中翹楚。
歷史學家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文明：西方與非西方》一書論及歐洲科學革命時，明確指出，歐陸的形而上思想與不列顛群島的經驗實踐之間，有巨大的思想斷層。不列顛比歐陸更能推動科學進展，所以由牛頓和英國皇家學會帶動的科學革命，精神上迥異於歐陸的啟蒙運動——前者是以實驗方法和懷疑主義，建立科學知識；後者則透過反思與批判，強調以人類理性和邏輯建構哲學。
如今進入數位時代，本質是「觀念傳遞媒介的再翻新」，可說是第二次印刷術革命，也揭開第二次發現時代和大航海時代。只不過，這次的「大航海」不在實體海洋，而是在虛擬世界的「雲海」。
近20年，雖然歷任總統都宣示台灣要成為海洋國家；但海洋國家的當代意義，已超越成立海巡署或開放水域活動等海域治理層次，而升高到國家性格與制度選擇層次。此時台灣要標舉成為「海洋國家」，便不應僅限地理意義（如由西進轉為東向或南向），而要具備海洋國家性格。
某些層面上，台灣早已實踐海洋國家「以貿易立國」的精神；但在更大層面上，卻仍遠遠不及，似乎不敢成為真正的海洋國家。
阻礙台灣成為海洋國家的三個因素
是什麼阻礙了台灣成為海洋國家之路？有三個因素：
首先，台灣社會性格停留在扭曲的風險意識，放大尚未發生的某些微小風險，卻忽視已造成損害的真實風險。
例如，我們對健康資料潛在的隱私疑慮，被放大到即使去識別化做得再好，也要強調「並非零風險」；卻忽略每天有多少人因缺少健康資料研究，服用不合適的藥品而受到傷害。
今年，台灣針對健保資料庫利用是否違反隱私展開言詞辯論。圖片來源：司法院YouTube
作為海洋國家，英國的特質是理性蒐集分析資料的精神，以及對風險與利益交錯特有的平衡感。台灣在這方面的落後，多少也受第二項因素的影響，那就是承襲了歐陸（尤其德國）的法制傳統。
歐陸法律體系透過日本明治維新的繼受，引入日治台灣及在中國的國民政府；戰後初期，台灣法律人也多留學德國，而持續引進德國戰後的法律學說與判決。
戰前德國法學便以體系性和邏輯性著稱，不同於英國的經驗累積型法律體系（當然後者要跨國加以承繼難度更高）；戰後，德國為擺脫納粹的歷史罪行，更反覆強調人性尊嚴與基本人權，極力限制國家行政權，幾乎到了「非過正不足以矯枉」的地步。
歐盟成立後，此種道德論述與人權至上論，更滲入歐盟各項法規，也間接導致英國脫歐。因為英國仍維持其海洋性格，以經驗和實證為法律依據，凡無法在經驗上確認的觀念都抱持懷疑，終究使其無法繼續和歐陸國家共享同一套規範。
就以近期被法律人高舉的個人資料自主權為例，德式論述開宗明義就稱此為「基本人權」；但英國經驗主義者會說，「這種說法和我們的社會經驗完全不符，只是一種權利的虛構。」因為資料的特性是，一旦提供，就無法像有體物一樣被控制流通；遑論許多我們的個資，一開始便不受自己掌握（如醫師撰寫的病歷）。（延伸閱讀｜擔心防非法侵入而禁學界使用健康數據，合理嗎？）
我們從來沒有對資料的自主權，也無從對此有所期待。因此，美國法上會用「社會生活的合理隱私期待」來處理這個問題，而非單向性的個人自主決定權。
若硬要在法律冠上一個資料自主權，再以當事人同意作為解套，結果就是我們在生活中得不斷簽同意書，否則根本無法進入正常社會。在概念上，雖可說至少有經過同意，但經驗上，我們都明白這種同意毫無意義。
既然台灣很難在全面接受陸權國家法制體系背景下，成為真正的海洋國家；回歸本文主旨，台灣面臨的課題是：如何承繼歐陸法制傳統，又融入英式經驗主義，讓法律體系能更符合科學精神，和科技與時俱進？
歐盟自2018年施行《個人資料保護規則》（GDPR），規範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阻礙台灣成為海洋國家的第三項因素，則是中國威脅。
雖說，台灣的海洋國家倡議多少有「跟中國保持距離」的心態，但海洋國家的精神是開放冒險、自由多元；我們卻因中國威脅，面臨「開放的後果是可能失去自由」這樣的矛盾情境。
例如，外資來台投資時，我們要抽絲剝繭弄清楚背後是否有中國資金，這在當代金融體系是極困難的任務；對於某媒體可能被外資收購，我們也擔心該媒體會員資料是否因此外洩給中國，更凸顯了《個人資料保護法》有關資料出境限制規定需要更新。
中國的威脅是實際存在的，但作為海洋國家，台灣必須在保有開放與冒險性格的同時，與之周旋。就像歷史上，英國極度擅長調略歐陸國家，當拿破崙強盛時，就扶植普魯士；當德國因統一而富強，就與法國結盟。總之，英國必須維持歐陸的強權均勢，才能放心經略全球海洋。
在這點上，台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即使第三項阻礙無法完全克服，至少前兩項是操之在己。
資料治理，數位時代國家轉型的關鍵
為何本文都以個資保護相關議題為例？因為，資料治理，就是數位時代國家成功轉型的關鍵，是與大航海時代建造出眾多商船同等重要的競爭利器。
陸權時代，土地佔領是權力擴張的基礎；海權時代，工業技術帶來的貿易優勢則是國力根基。但數位時代的國力不是靠土地，亦非靠機器；現在是資料驅動型經濟（data-driven economy），資料，才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源。
因此，我們不能只想著「不要被其他國家或公司奪走資料」，我們更要想，如何透過開放與交流獲取更多資料；以及我們是否具備海洋國家的視野與雄心，在系統性的資料治理中，建立起以實證為依據的公共政策。
這是海洋國家特有的需求——以全球為思考範疇的資料治理戰略觀，而非大陸國家內縮的、充斥人性尊嚴的道德論述。
在英國改朝換代之際，台灣正是該回首當年英國崛起的經驗，思考如何在數位時代，創造與當年英國同等的偉業。（延伸閱讀｜獨漏「科技民主」的聯合國AI倫理建議書，該如何看待？｜李崇僖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