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央行總裁楊金龍2021年接受立委質詢高房價困境，他回答：「建議年輕朋友不要一開始就一定要買房，負擔不起可以先用租的。」
但2022年巢運團體進行的「青年居住困境與政策調查」顯示：62%填寫者的年收入高於中位數，他們有92%介於18至45歲之間；其中更有54%介於31至40歲間，且45%已婚、32%正在撫養小孩。這些人絕非政府所謂「剛畢業沒幾年的新鮮人」，而是撐起台灣社會與經濟的中間階層。
然而，他們依舊面臨極為嚴峻的居住困境。其中，只有9%在過去五年順利購屋，52%租屋，25%住在父母名下的住宅，僅有14%住在自己的房子；從主觀感受來看，有99%認為台灣的高房價問題「嚴重或非常嚴重」，並有46%認為租屋並不是穩定的居住選項。
租客沒選票，難影響選舉與居住政策
在台灣高房價、租屋黑市且社會住宅數量極少的現實情況下，青年面臨的居住困境是一個痛苦迴圈：一方面高房價讓青年難以購屋，只能租屋居住；另一方面，租屋又十分不穩定，造成許多人仍須接受高房價、咬牙買房，背負上千萬的房貸。
「租金過高」雖造成租屋族很大的困擾，但在巢運團體對租屋族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讓租屋族感覺最痛苦的竟然不是高租金；租屋族認為最大的問題其實是租屋讓人感覺「不穩定」「沒有安全感」，以及無法行使合法的權利。
另外，由於房東多數避免租屋事實曝光，因此也不同意讓房客設立戶籍，使得租屋族的各項權利嚴重受損。
根據2021年內政部的「電信信令人口統計」調查，透過手機定位分析各地區不同時段人口分布。在台灣各縣市中，「平日夜間人口」大於「戶籍人口」的縣市只有六個，分別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新竹縣市；若將夜間人口減去戶籍人口，得出「於該地區無戶籍的夜間人口」，合計總數超過120萬人。
這些夜間在該地區活動卻無戶籍的人會是誰？情形可能非常複雜，有可能是移工、夜班工作者等，電信信令調查無法對此細緻徵別。然而也不難想像，租屋族絕對佔有很大的比例。
台灣租屋黑市情形嚴重，許多租屋族實際上在該縣市生活，卻沒有該縣市的戶籍身分，他們就是「無戶籍的夜間人口」。
但目前各縣市的生育津貼、育兒津貼、托育補助、幼兒園加碼補助、學區制度等，都與戶籍制度綁定；另外弱勢群體的福利身分認定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也同樣關聯至戶籍制度。
更關鍵的是，沒有戶籍的人口自然沒有該縣市的投票權。一但「房東有票，房客沒票」，沒有選票就沒有政治影響力，租屋困境也難以成為地方選舉的重要議題。
城市裡的無戶籍人口中，租屋族佔了很大比例。圖片來源：Unsplash
1832年，英國為了擴大下議院的選民基礎而通過《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規定在市鎮中「年付十鎊以上房產租稅者」才有投票權。這種兩百多年前的「財產投票制」，如今竟以租屋黑市的型態於台灣復辟——自詡為民主國家的台灣，人民卻生活在「有房產才有公民權」的社會，沒錢買房的租屋族幾乎淪為二等公民。
住宅政策不足以回應居住困境
在台灣，買房看似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但在沒有房產可以繼承的狀況下，青年想要有穩定、有尊嚴的居住品質，其實選擇十分有限。網路也常見這樣的討論：「什麼時候你會覺得應該下定決心買房？」許多人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當你被房東趕走或漲房租，經歷兩、三次之後，差不多就會覺得必須認真考慮買房了。」
政府以為陷入居住困境的青年，都是楊金龍所稱的「剛畢業沒幾年的新鮮人」，因此大多以社會福利的角度提供補貼。例如，內政部提供租金補貼、包租代管、社會住宅等資源，希望緩和首購族的剛性需求，以降低房價上漲動能，並提供相應的購屋貸款優惠來幫助年輕人買房。
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居住世代不公與市場扭曲，以社會福利概念擬定的補貼面住宅政策，對青年而言也已不夠。
即便房東「允許」房客申請租金補貼，也只能緩解經濟負擔，無法解決租期不穩定、公民與社會權利受損等問題。而政府於2018年跨部會發布的「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其中關於「支持生養的住宅策略」也僅兩頁篇幅——規劃「新婚及育有未成年子女者優先承租社會住宅、優先享有住宅補貼」。
另一方面，因為社會住宅數量非常稀少，所以難以發揮作用，就算幸運入住，目前對一般戶設定了「三加三」（共六年）的社宅租期限制，住戶離開社宅後一樣要面對扭曲的購屋市場，或是進入租屋黑市。此外，入住社宅的租屋族，即便每個月可以因此省下一萬元的租金，並妥善儲蓄，六年只能省下72萬元，這筆錢在台北市或許能買到一坪，在新北市最多不過兩坪，對購屋於事無補。（延伸閱讀｜漲租金需審核、亂隔間恐入獄 64%瑞士人不買房，政府怎麼管房東？）
以社會投資取代社會福利
政府面對青年的居住困境，偏重規劃補貼面的住宅政策，產生的效益非常有限。
我認為台灣必須重新定位青年住宅政策，其中的關鍵就是從「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轉向「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
且社會投資不是新穎的概念，在歷史上早已出現。
1970年代，福利國家受到新自由主義挑戰，社會投資的概念逐漸興起。與過往社會福利概念不同的是，社會投資的觀點認為，個人的弱勢地位將會影響個人往後的人生發展，而且負面影響也會傳遞到下一代。因此，若要促進社會平等發展，應該將重點放在「長期預防、促進機會平等」而非「處理社會風險的短期修補」。
比較兩者，社會福利強調解決當下的問題，個人若無法從市場取得資源（例如個人的經濟條件無法在購屋市場及租屋市場取得住屋），那麼就以社會福利政策解決個人遇到的困難，然而並不期待這些福利將產生對應的回報。
社會投資則是放眼未來，預設這些投資將在未來對社會產生「投資回收」的效益，並且能進一步將個人整合到市場與社會中。就社會投資的角度而言，改善「買不起租不好」，可以視為人力資本的投資，至少能達成以下三個目標：
- 儲存：挽回「躺平」的青年，緩解青年的絕望感，有助於提升青年婚育意願，讓資源流向家庭及教育投資，產生正向發展。
- 流動：因為居住得到保障，穩定的居住條件讓青年得以安心打拚事業，勇於創新與冒險。
- 緩衝：人生難免遭遇挫折與失敗，但穩定的居住環境可以降低不安全感，提供復原的能量。
總之，「青年安居」的社會投資目標是營造具安全感的居住環境，並提供「多元、可負擔、有保障」的居住選擇。（延伸閱讀｜社區裡的素人團媽、早療師與吉他社長：北市社宅青創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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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庭輝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2/0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