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們這些遊走美中之間的創業者而言，這不僅是一個技術選擇，更是一個攸關存亡的戰略決策。
這系列文章源自作者在中美兩地超過200次新創交流的親身經歷，以及近期參與各家中美創投機構年會的觀察，作者想分享在這場變局中看到的機會與陷阱。以下所有金額均以美元計價。
能源基礎設施的結構性差異
在我的觀察中，供需表象之下，還隱藏著一個更為根本的結構性差異：能源基礎設施。這個看似遙遠的底層因素，正在深刻影響中美AI競賽的戰略選擇。
電價差異背後的不同權衡
AI資料中心是名副其實的「電力密集型」產業。根據2025年的數據，中國工業電價約為0.088美元/kWh，而美國約為0.19美元/kWh——中國電價比美國低約54%。對於電力成本佔營運支出極大比例的資料中心而言，我認為這個差距具有戰略意義。
然而，這個價格差異背後的原因複雜。
中國電價較低，部分源於政府補貼和煤電占比較高（2024年煤電仍占60%），這意味著更高的碳排放和環境成本。而美國電價較高則反映了更高的清潔能源比例、更嚴格的環境法規以及市場化定價機制。
Bloomberg的調查顯示，過去五年來，靠近大型資料中心的美國區域批發電價漲幅最高達267%。在俄亥俄州，因資料中心湧入，普通家庭電費每月增加至少15美元（約新台幣471元）——這正是市場機制在發揮作用，但也引發了公眾對成本分攤的不滿。
電網基礎設施的不同路徑選擇
在我看來，電價差異的背後，是兩國電網基礎設施建設理念的根本性分歧。
- 中國的「計劃性超配」
過去20年，中國電力消費年均增長8%，電網投資從未停歇。我觀察到，中國電網備用容量始終維持在80-100%；也就是說，實際發電能力是日常需求的兩倍。
國家電網2025年計劃投資887億美元（約新台幣2.7兆元）用於電網升級，這種「戰略性冗餘」確實讓中國能夠輕鬆吸收資料中心帶來的巨大電力需求；但也意味著，大量資本被鎖定在可能長期閒置的基礎設施中——這是計劃經濟遺產下的典型資源配置方式。
- 美國的「市場驅動反應」
與中國形成對比的是，美國過去20年電力需求幾乎零增長，電網投資也因此長期停滯——在我看來這是市場機制在發揮作用：沒有需求就沒有投資，避免了資源浪費。
但如今當AI資料中心的電力需求突然爆發，老舊電網確實難以快速應對。Deloitte的產業調查顯示，「電網壓力」已成為美國資料中心基礎設施發展的首要限制因素。
資料中心的電力需求與國家能源設施、電網投資政策息息相關，牽動AI產業發展。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部分企業甚至被迫自建電廠，這反映了市場驅動模式的靈活性——雖然反應慢，但最終會找到解決方案。
核能技術的不同策略選擇
在清潔能源轉型的賽道上，我觀察到中美在核能技術上也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戰略選擇，尤其是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all Modular Reactor, SMR）領域。
- 中國的「集中資源快速推進」
全球首個商用陸上SMR「玲瓏一號」（ACP-100/Linglong One）預計2025年底併網，已通過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安全審查。中國正在建設30座新核反應爐，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總，且核心零組件國產化率超90%，形成完整產業鏈。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核能監管框架僅62頁，相比美國更為簡化——這是「速度優先」的策略選擇，也意味著在安全審查嚴格程度上有所取捨。
- 美國的「嚴謹監管穩步前進」
資訊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估計，中國在大規模部署SMR能力上，進度比美國快10-15年。2025年6月，Terrapower動工美國40年來首座新一代核電設施，預計2030年完工。
美國目前是全球最大核能發電國，但新建反應爐速度確實較慢——這背後是更嚴格的監管標準、更複雜的公眾諮詢程序、更高的安全要求以及更分散的決策權力。
這是「安全與民意優先」的策略選擇，代價是時間和速度。
對AI基礎設施而言，核能的戰略意義在於為資料中心提供穩定、零碳排的基載電力，這是風光等間歇性能源無法替代的。
但中國的快速推進和美國的審慎前行，代表的是「速度vs.安全」「規模vs.嚴謹」的不同戰略選擇——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有不同的優先順序和相應的代價。
兩種路徑的權衡：沒有絕對優劣，只有不同選擇
在我看來，這些能源基礎設施的差異，導致中美在AI發展路徑上形成了結構性分歧：
- 中國路徑的邏輯
充足且廉價的電力（政府補貼+煤電為主）
→ 可大規模建設資料中心（即使短期閒置作為「戰略冗餘」）
→ 透過算力券激活需求（財政補貼）
→ 試圖形成供需閉環
→ 期待應用層創新爆發
路徑優勢：建設速度快、執行力強、能快速形成規模路徑代價：產能過剩、財政負擔重、市場機制扭曲、環境成本高、資源配置效率存疑
- 美國路徑的邏輯
電力受限且昂貴（市場定價+清潔能源轉型）
→ 被迫集中投資高效能基礎設施
→ 專注高附加價值應用
→ 垂直整合戰略成為必然
→ 通過高利潤覆蓋高成本
路徑優勢：資源配置效率高、商業可持續性強、清潔能源比例高、市場機制健全路徑代價：建設速度慢、基礎設施瓶頸明顯、電價波動大、公眾成本分攤壓力
我覺得沒有絕對的優劣，只有不同的戰略選擇和相應的代價。
中國模式在速度和規模上佔優，但承擔了更高的財政風險和環境成本。美國模式在效率和可持續性上更強，但面臨明顯的基礎設施瓶頸。
《財星》（Fortune）報導中，專家的評論確實指出了美國在能源基礎設施上的挑戰，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模式就是「正確答案」——它只是另一種選擇，有自己的優勢，也有自己的風險。
（本文獲作者授權刊登，作者LinkedIn為 https://www.linkedin.com/in/lucycx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