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中央公園因設計師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而成為標竿，洛杉磯杭廷頓植物園因設計師赫特里希（William Hertrich）而享譽世界。反觀台灣，新竹水圳森林公園在2025年以水泥取代綠地，城市規劃者似乎還沒想清楚：綠地不是裝飾，是基礎設施，也是城市競爭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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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會。奧姆斯特德把中央公園從「市民休憩地」提升為城市生態系統，影響了整個美國的都市綠化思維；赫特里希花20年打造杭廷頓植物園，從棕櫚收藏到山茶花育種，每個決策都有長遠眼光。設計師的格局，直接決定公園能活多久、影響多遠。
A：規模和深度都不一樣。207英畝、27,000種植物只是表面，它同時是研究機構——做蘇鐵遺傳研究、開發冷凍保存技術、保護瀕危物種。它的藥草園還結合花語文化與民族植物學，讓科學和人文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這不是公園，更像是活的知識庫。
A：最核心的一點：綠地需要被當作長期投資，而不是建設的剩餘空間。台灣推動智慧城市有相當積累，但若同步找到具國際視野的景觀設計師，讓綠地規劃和城市發展並行，才有機會創造真正有競爭力的城市環境。新竹的案例，正是一個警示。
新竹縣的水圳森林公園提供路人漫步湖畔，享受都市中的寧靜。令人遺憾的是，2025年時，綠地面積因鋪設水泥地面而縮減，減損了公園的綠意。公園是城市的「肺」，不僅提供清新的空氣，更能洗滌心靈。水圳森林公園綠地減少，城市的肺功能也降低。
我每次造訪一座城市，總會特別關注其公園的設計與歷史，因為這不僅反映城市的文化面貌，更能讓人與自然建立深刻連結。
奧姆斯特德：把公園變成城市基礎設施
紐約的中央公園是我最愛的去處之一，其建造以倫敦的海德公園與巴黎的布隆森林為標竿，成功的關鍵在於被尊為美國庭園建築的奠基者奧姆斯特德。奧姆斯特德設計中央公園，啟發了美國城市的綠化理念。
中央公園為紐約客提供了一片遠離喧囂、舒緩壓力的休憩之地。在這裡，遊客可以乘坐復古馬車遊覽，體驗19世紀末紐約的風情，彷彿穿越時光，令人難忘。
紐約中央公園由景觀設計大師奧姆斯特德設計。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中央公園附近的建築皆得利於其綠化的好處。1943年古根漢（Solomon Robert Guggenheim）邀請著名建築師萊特（Frank Lloyd Wright）在紐約選址設計美術館。萊特選擇了靠近中央公園的地點，融合其綠化效果。
這座美術館展現古根漢對紐約市的深刻理解，也體現萊特如何巧妙結合中央公園景觀，展現其建築天賦。
杭廷頓植物園：科學與人文共生的城市之肺
除了紐約，洛杉磯的杭廷頓植物園（The Huntington Botanical Gardens）是另一個成功的「城市之肺」。1903年，杭廷頓（Henry E. Huntington）購買了聖馬利諾牧場（San Marino Ranch），並以其獨到的眼光邀請赫特里希設計植物園的架構。
赫特里希設計佔地207英畝的杭廷頓植物園。圖片來源：林一平提供
杭廷頓植物園占地207英畝，其中130英畝規劃為16個主題花園，展示約27,000種植物，包含16,000個物種。其開創性設計涵蓋洛杉磯本地植物、沙漠物種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外來物種。園區內的建築與景觀設計結合中國與日本的園藝傳統，令人驚艷。
我在園中看到了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映月，彷彿置身中國江南，感受文化的交融。
杭廷頓植物園的西湖。圖片來源：林一平攝
杭廷頓將大量的蘭花、山茶花、蘇鐵、盆景等奇花異草散布在整個園區，推廣這些核心收藏品，提供公眾欣賞，並支援許多領域的植物學研究，包括植物保護和低溫保存。例如，園內研究蘇鐵屬（Dioon sp）的遺傳組成與種群生物學，探索物種起源並推動保育工作。
同時，植物園結合傳統與現代技術，開發長期冷凍保存技術，保護稀有物種免於棲息地喪失或疾病滅絕的威脅。
園區內的藥草園（Herb Garden）也極具特色，展示了古代藥用植物與民族植物學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不僅提供養生之道，還啟發了藥草園的設計，例如展示用於藥物、茶、香水和染料的各種草本植物。
在台灣，我的物聯網團隊AgriTalk致力於中草藥的智慧種植，而杭廷頓藥草園的參訪經驗，讓我如入寶山，獲益良多。
草藥科學和人文的連結也在藥草園充分呈現。園中有寄情花語藥草床（tussie-mussie bed）。「Tussie Mussie」意旨「一小束花」，在維多利亞時代流行贈送小花束來傳達思念與感情，演變為各種美麗花兒的花語。
在花語床上的標誌解釋了不同花朵的含義。例如，野百合代表「永遠幸福」，而沙漠玫瑰代表「永恆不變的愛情」。欣賞美麗的花朵，了解其花語，不僅提供美學享受，也讓人感受到文化的深度，這是一個療癒心靈的過程。
植物園的教育功能同樣令人印象深刻，舉辦植物講座、園藝研討會和主題探索活動，提升訪客的植物科普知識。赫特里希在《杭廷頓植物園》中記錄了園區設計的歷史與趣事，內容充滿回憶與第一手資料，深深啟發了我對園藝規劃的想像。
例如杭廷頓植物園的的山茶花享譽世界，歸功於赫特里希於1912年開始以種子種植山茶花，將新品種嫁接到樹上的砧木，並擴大收藏。
杭廷頓植物園中的蘇鐵屬植物。圖片來源：林一平攝
棕櫚園的誕生：20年的緩慢積累
赫特里希於1905年被杭廷頓聘為景觀園丁，在接下來的20年，兩人設計了許多今天在杭廷頓花園看到的植物收藏品。杭廷頓對各種類型的椰子樹特別感興趣，因為它們的熱帶外觀適合融入景觀。
因此，赫特里希建議他建立棕櫚的收藏，兩人決定將來自世界各地具有相似氣候條件的棕櫚樹引入南加州，並測試適合種植為家庭花園、公園、街道和高速公路的景觀棕櫚。
1905年，赫特里希選擇了四英畝的傾斜地面為棕櫚園，與通往園區歐洲藝術館的主車道接壤。在整地並安裝供水系統後，在這個區域種植超過30萬株過江藤屬植物（如舖地錦竹草）來覆蓋地面，以防止斜坡土壤的侵蝕流失。
收集棕櫚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赫特里希在加州當地，包括洛杉磯、橘郡（Orange）、聖地牙哥、文圖拉（Ventura）和聖巴巴拉獲得一些棕櫚品種；後來煞費苦心地在美國東部各州發現了更稀有的種類，以及從英國、比利時和德國的苗圃獲得的一些品種，一些亞洲物種則來自日本。其餘15個主題花園的成長過程，都有異於棕櫚園的有趣故事，讓人感嘆園丁架構師的巧思。
紐約中央公園與洛杉磯杭廷頓植物園的成功案例顯示，公園景觀設計師（如奧姆斯特德）或園丁架構師（如赫特里希）是建構「城市之肺」的成敗關鍵。
台灣在推動智慧城市時，應同步重視綠地設計，尋找具國際視野的建築師，創造屬於台灣的綠化奇蹟。（延伸閱讀｜在花叢中與莎翁低語：杭廷頓植物園的詩意漫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