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嬰兒搖籃裡的監聽監視遙控器，是可支配收入達到某種層級的家庭常見的育兒配備。
不過，監控的層級現在又提高了一個檔次。遙測科技，如Owlet 襪，能夠監測嬰兒的脈搏與含氧量，並且將資料無線傳輸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手機上。
有一款一千多美元的「智慧搖籃」叫做Snoo，是麻省理工設計的，知名小兒科醫師哈維‧卡爾普（Harvey Karp）也有參與；搖籃全面配備感測器，可以用噓哄及搖動來回應嬰兒的啼哭，也可以用智慧型手機操作。
嬰兒監視器
我們已經開始聽聞這些科技意想不到的結果。2015年有位女性寫信到雜誌的諮詢專欄，抱怨她之前把小孩遠端監控器的密碼給了自家爸媽，結果卻換來他們不斷地插手。
「只要他們看到螢幕上出現他們看不過去的狀況，他們就要讓我知道。我不斷地被騷擾，比如說什麼兒子睡覺時我沒給他穿襪子。那鏡頭有個功能，讓觀看者可以跟我們對話，所以我們在兒子房間時，我父母會突然跟我或我兒子說話。如果我兒子正在鬧脾氣，我爸媽就又來說『別讓他哭！』」
又或者是更令人擔憂的情況：如果你的嬰兒監視器沒有嚴密的密碼保護，任何有興趣的人都可能監視你的小孩。
安全專家丹‧藤特勒（Dan Tentler）告訴科技部落格Ars Technica，這類不安全的網路攝影機大概有幾百萬個。甚至還有個別報導說駭客接管音訊頻道，去騷擾搖籃裡的幼兒。2015年，華盛頓州有三歲男童訴說晚上會害怕。最後他父母從男童的監聽器中聽到一個聲音傳來：「醒醒，把拔在找你。」
確實是惡鬼。
隱私倡導者擔心的不只是惡作劇的人，還有政府監控。
2016年，隱私團體向聯邦貿易委員會投訴，會說話的娃娃「我朋友凱拉」這款玩具可以錄下兒童的對話， 透過網路傳輸資訊到兩家不同的軟體公司。其中一家公司「Nuance」是做語音辨識軟體的，他們有個執法、軍事、情報單位在用的資料庫，用來比對聲紋。
很可怕，即使目前只在推論階段。但另一種威脅是由內而來。我們採用科技來擴展父母的警覺範圍之際，也存在著風險，會破壞我們自己的保護本能，轉為惱人的衝動。換句話說，有時候窺探者就是自家人。
我有個朋友罹患產後強迫症。生下第一胎後，她會整晚一直驚醒，去查看孩子是否還在呼吸。她想買個呼吸監控器，那是幾年前的事，當時市面上有種產品，是把感測器嵌在床墊裡。但她先生出面制止了。先生堅持正確的解決之道是冥想和治療，也許服藥，而非增加令她焦慮的數位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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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家長
這種衝動的另一種表現就是我們所謂的「 數據化的嬰兒」(quantifiedbaby)。幾年前，有位父親拿著他小孩過去五天以來的詳細體溫圖表，走進珍妮‧拉德斯基醫師位於西雅圖的診間。這就是一例。
醫師說：「幾乎可以說是使用科技的直升機家長，過度重視數據，而非全人兒童樣貌。」我有位朋友是Google 的工程師，他也是一名幼兒的父親，他開玩笑地給這種風格取名為「無人機家長」。
我在自己兩個孩子的嬰兒時期，都用《Baby Connect》這個APP來計時與追蹤每一次的餵食、睡眠時段與換尿布。當我累到無法思考時，這個APP能幫我發現她們的睡眠模式改變；我雇用的褓姆也可以更新資料，如此一來，我就可以透過手機知道什麼時候下班就能即時哺餵飢餓的寶寶。
然而，一般來說，這些新科技和其他給成人「自我量化」的小裝置，如智慧手環「Jawbone Up」，會在入手半年後使用頻率大幅下降。而主要原因或許是長期下來沒那麼實用，除非你有特定情況，如有小孩、或是正在控管飲食、或需要定期服用藥物。
科技部落格Mashable 上，有篇文章的標題是〈過去我用數字帶寶寶，現在我後悔了〉。
「我兒子奧利弗悄悄地累積了足夠用一輩子的統計數字」，提姆‧ 闕斯特(Tim Chester)寫道，「而我卻錯過他的發展里程碑，一股腦兒死盯在手機螢幕前處理數字。我企圖用小裝置和APP來簡化育兒，但卻有悖常理地讓此事複雜許多。至於心平靜氣，算了吧。」
他引述了另一位「無人機家長」的同感：「我花太多心思在APP的資料上（例如試圖在某個時間鼓勵寶寶小睡，因為之前那個時段寶寶睡得很沉），其實讓人心煩。」她說，「這麼做叫人洩氣，沒有用。到頭來只是資訊而已；其實很多時候你也不能怎樣，因為資訊源頭是個無法操控的小嬰孩。」
維若妮卡‧巴瑞西（Veronica Barassi） 等學者所使用的「 嬰兒監控」（Babyveillance）一詞，提供了監控的錯覺；一開始很受歡迎，不過一旦和這些我們共處一室的心愛小生物打交道、面對其根本上的高深莫測，監控的幻象很快就會消失無蹤。
同時，這些科技產品的問世，引發潛在的軍備競賽，提高了社會對於無微不至照顧的標準。我們父母那代宣布寶寶誕生的消息時，會提到新生兒體重幾公克；也許我們下一代會期待寶寶前300天呼吸速率的數位讀值。
我們不是要監控你
一旦孩子大一點，可以自己探索真實與虛擬世界後，當代父母也必須決定監控他們的密切程度。《Life360》是2008年推出的APP，孩子出門在外時，《Life360》會告訴你所有家庭成員的智慧型手機在地圖上的哪個位置。
你也可以預設「地理圍欄」(geofence）範疇，一旦孩子越界，你就會收到警訊。該APP也和BMW上的導航系統整合，更能管束青少年駕駛人。《Life360》有八千萬名註冊用戶，是同類型APP中最受歡迎的，《尋找我的iPhone》則是另一個。史蒂芬‧巴爾坎(Stephen Balkam)對《Life360》很滿意，但他青春期的女兒卻不然。
巴爾坎是「家庭線上安全研究院」(Family Online Safety Institute)的創辦人，矢志要提高對於線上騷擾、網路霸凌、網路糾纏、復仇色情與其他威脅你和你小孩之網路弊端的警覺。他的機構都在支持一些保護孩童的政策，像是避免孩子的數據情報過度曝光給商業組織或政府機關，或是防護孩子免於名譽上的威脅；儘管如此，他也對自己的小孩進行家庭監控。
他告訴我：「她開始開車後，我們的手機全都有安裝這個APP，她知道，她雖能理解但不情願。」他表示，「我說，這麼做就不用傳訊息給妳。我們可以看到妳在外環道上、在回家的路上，還是要去跑夜趴。我們不是要監控妳，但是我們會在緊急情況、或是妳晚回家的時候用，或者當妳不在我們以為妳應該在的地方時。」
同時，當小孩上網時，《網路褓姆》軟體讓家長可以阻擋色情及其他令人反感的素材，並能看到孩子所造訪的網站清單、設定時間限制、追蹤孩子在社群網站的活動，如果他們發表或瀏覽和網路霸凌或色狼「誘姦」有關的用語，就會發出警訊。
因為我們做得到這些事，就代表我們應該這麼做嗎？如果我們把孩子圈在虛擬警察國家的臂彎裡，我們傳遞出的最終訊息是什麼？
某方面來說，設定邊緣案例還比較容易。葛瑞芬對於控制自己使用科技產品有嚴重困難，於是他參與「內地不插電」(Outback Unplugged）荒野治療課程。
像他這樣的青少年，事先限制可能會對他有幫助，也就是「奧德修斯把自己綁在船桅」法。他的母親諾薇爾也可能從她設定的那些嚴格限制中得到幫助。現在，如果她覺得兒子玩過頭的話，就會把電玩主機鎖在車子裡一整夜。
卡瑞爾‧巴隆這位爸爸因為太太對於青少年女兒的限制，而找家庭諮商師商量。對他來說，全家一起討論出iPhone 的宵禁時間大概是最好的做法，而非在沒有協商的前提下，單方面安裝「鎖死」功能。
在多數情況下，美國法律規定執法單位必須有可能理由，才能取得令狀去竊聽普通老百姓。那個令狀有期限，一段時間後必須更新。
在家裡，我們大概應該採用某種類似的自由標準，甚至應該更寬容。在沒有正當理由的前提下，對你的孩子進行數位軟禁，會種下逃避與反抗的禍因。如果我們在自家要求那樣的服從，究竟會傳達出怎樣的訊息？
我們用來提升保護與心安的科技產品，不管是「網路褓姆」還是「無線電褓姆」，最後可能反而損害了我們家庭的安全、隱私與互信感。這簡直諷刺，完全違背行銷的宗旨；但從另一個觀點來看，這完全是可以預期的。
隱私與安全、自主與保護、信任與查證，永遠且必然互相拉扯，對於民主國家的公民與家庭裡的孩童也同樣如此。先進的資訊科技只是觸動了這個拉扯。
即使你抵擋了衝動，不採取「網路褓姆」那種表面專制的做法，還是有可能會被過度使用（或濫用地更巧妙）的科技產品—科技褓姆—深深吸引，或把你的小孩交給科技褓姆控管。
喪失自律能力
我開始寫這一章的那天早上，大女兒璐璐不願意起床，因為她的「該起床了」(Time to Wake)時鐘沒有變綠色。那是個神奇的小裝置，推薦給所有小孩滿三歲左右的父母，讓孩子掌握以下概念：你把時鐘設在預先決定的時間，比方說早上七點，然後小孩就得待在房間裡自娛，直到那個神奇時刻到來。
不過，時鐘那天早上沒有正常運作，搞得我很難說服璐璐我真的要她起床。
我愛「該起床了」時鐘。我也愛手機裡的《S Health》APP。二○一五年秋季我被診斷出有前期糖尿病的血糖數值時，連續三個月，我記錄了攝取的每一大卡、每一公克碳水化合物，還有我走的每一步。我減去了一點體重，讓血糖值回到了正常範圍。
量化顯然是個強大的工具，可以修正行為。然而，要是過度使用，這類APP可能讓人過度依靠，且干擾一個人發展內在動機與自律的過程。
這對父母來說是特別關鍵的重點。發展心理學家認為，自律是種核心能力，有自律才能過有效能且快樂的生活。為了發展自律，孩童在發展對於周遭環境與自我感受的意識時，需要支持。他們需要詞彙來表達周遭發生的事情，以及自我感受；他們也需要安全感與支持，知道自己可以表達難受的情緒，並發展策略來應對。
如此一來，他們就能在充滿挑戰的情境下保持冷靜，並能延遲滿足，以達成深具挑戰的目標。
風險就在於任何種類的量化—學業成績、家裡的貼紙集點卡—都會施加外在計量，干擾這個過程。我們或我們的孩子一心放在鑽漏洞，而非自己決定什麼是該做的。
傑森‧沙多斯基（Jathan Sadowski）在一篇論科技褓姆的文章中寫道：「科技褓姆的危險不會以倉促唐突的方式顯現，反而會透過慣性漸漸浮出台面，因為我們把Siri 和其他APP融入了日常生活。我們和APP之間的共生關係嚴絲合縫；我們甚至不會察覺到我們的倫理道德日漸低落。最壞的情況下，智慧型手機會讓我們活得毫無自我意識與自我控制。」
不過，上述最壞的情況並非無法避免。量化有其目的。關鍵在於不要拋棄我們更好的判斷力、不要完全受裝置的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