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1970年代納入新國際分工的外銷剩餘，在島內的房地產市場中逐利——這涉及國民政府土地政策與都市政策的結構性轉變。
在1950年代農村土地改革之後，由於政權的本土化，沒有持續執行它宣稱的「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民生主義」，推動都市平均地權，漲價歸公。由於未能落實實價課稅，放任房地產市場逐利，遠離都市正義，加重了都市問題裡住宅問題的商品投機性。
其次，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工出口貿易才是國家真正關心的政策，都市與住宅政策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台灣在工業化過程中取得了經濟成長，然而，勞動者卻未能享有制度化的財富。非正式經濟的活力、彈性、及網絡，發揮了重要作用，都市非正式部門提供的各類型服務，成為台灣經濟保持在世界市場中競爭的重要機制。
至於國家的住宅政策，一則因為龐大的非正式化勞動關係，使人們不能以正常薪資在市場中購買與消費住宅商品；二則也無法使人們有能力來組織他們自己，形成政治壓力而獲得公部門提供的公共住宅服務。
住宅，作為一種建造於不可移動的土地上之昂貴商品，在台灣始終未受國家政策之正視，這也關乎第三世界政治經濟特殊性。
移植與窄化的住宅政策
在美利堅強權維持的世界和平，即，反共冷戰的國際形勢所結構的國家與社會的歷史關係造就的海峽軍事隔離，相較於經濟發展，住宅問題缺乏形成立即的政治與社會危機的條件。
而當時不被自覺、左右台灣技術官僚住宅政策的價值觀，就是美國住宅政策移植；即，通過金融政策，利用市場機制，刺激經濟，解決中產階級的住宅需求。
二戰之後的美國，經由戰爭離開了經濟危機，所以工業機器全速開動，創造廣大的需求與巨大的市場，持續保持工業機器運轉。
美國主要擔心的是和戰爭有關的需求下降了，資本主義的大蕭條又會發生。這就是說，對市場主要的刺激力量之一就是美國的住宅政策，經由城郊來重建美國的明天，實現美國夢。
於是特殊的空間模型，建造城郊的獨戶住宅，重建全部的都市基礎建設；以及，為了擴展城郊所需的交通運輸基礎建設也因此開動。
在台灣，住宅政策的美國移植與私人房地產所有權的意識形態相互結合。政府的購屋貸款，是支持房價上升的不可或缺財政機制。在日後，進一步伴隨國家權力結構的改變，共同建構了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地產領導權，房價只漲不跌，成為一種共同價值觀；結合都市計劃制度，構成中央政權與地方派系之權力集團聯盟的物質利益支持。
在台灣的另一方面，發展掛帥國家的重大基礎建設投資，如十大建設，聚焦於能否直接在世界分工梯階上促進經濟發展與技術升級。公共住宅，則被認為是過於間接的社會福利投資，或是針對都市貧窮改善都市生活的物質建設。
於是，台灣的公共住宅政策從來就不曾受到像「唯二」的發展中國家，新加坡與香港，那種程度的重視—都市規劃與公屋成就為連結經濟發展建構起向上的循環，與國家正當性所繫的政治團結空間。
夏鑄九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東南大學國際化示範學院教授、童寯講席教授，國際城市論壇傑出研究員(IFoU) (2013-現在)。曾任南京大學宜興講座教授(2013-16)，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創新學院2015駐院思想家(2015)，亞洲規劃學院學會(APSA)會長(2014-16)以及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2005-11)，城市與設計主編(1997-12)，台灣社會研究社創社編委、主編(1990-92)、社長(1993-95)。已出版十本學術著作，包括《異質地方之営造（123冊）》與《窺見魔鬼的容顏》（2016），《三城記》(2015)等，編譯五本學術譯作，包括《曼威‧柯司特的信息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2003)三部曲等。研究與專長領域為建築、都市設計及規劃的理論與歷史，歷史保存，都市社會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