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台灣，土地飆漲，都市集體消費不足日趨嚴重，都市生活品質逐步惡化；住宅，又是其中最需政府長期細膩政策干預才能應付的都市服務，終究成為眾多都市危機裡等待最後點火的一支乾柴。
住宅危機與市民運動浮現
當世界經濟條件驟變，1980年代中期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祭出301條款，壓迫新台幣升值減少貿易順差。國家機器因應以新台幣匯率急速升值、勞動力成本劇增，同時解除外匯管制、開放對外投資；台灣中小資本開始外移，珠三角東莞成為電子產業代工的首選之地。另一方面，國家的貨幣政策刺激了房地產投機的慾望，房價一再狂飆，催動市民運動。
在直接的經驗上，1989年夏天，一群為都市飆漲房價激怒的小學老師、一群樸實有正義感的小市民義工、以及一群優秀具社會分析能力、有社會改革理想與行動能力的學院裡的研究生等等，共同發動了一場跨階級的，或者說，多階級的住宅運動。
無住屋運動跨過早期台灣政治運動的悲情訴求，一躍站上對抗國家都市與工業化過程社會控制的最前線，刻劃出台灣社會早起的市民運動身形。
89年無住屋運動的侷限與資產
就社會運動本身的直接成果言，由於缺乏更結構性的政治與社會壓力，此時的發展性國家已經失去了引領社會前進的歷史眼光與政治魄力，中層的技術官僚繼成為前述美國住宅範型的俘虜，也缺乏執行住宅政策的專業能力，更欠缺體會住宅作為草根市民都市生活存在意義的貼身情感。
終究，除了一些言語與表面姿態，國家住宅政策的實質內容並沒有真正改變。但是，這個運動卻開始釋放了因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之後，台灣市民社會初浮現時的社會力量。
前前後後，我們看得到，由農民與勞工的階級動員到原住民族被污名、由草根社區到宗教社群、由古蹟保存到生態環境破壞、由性別平等到性慾特質歧視，甚至由被視為違建的非正式聚落到公娼團體，社會運動遍地開花，台灣社會已然成為亞洲新興工業體之中最具活力的代表。
伴隨無住屋運動所產生了兩個組織團體，一個是「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一個是「崔媽媽基金會與租屋服務中心」的租屋與搬家服務工作。到今天，這兩個社會團體都還頑強地存活著。
他們的工作室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公館一帶搬動。前者是空間規劃與設計專業者的社會實踐，提供社區服務與專業者自身的改造，以及，規劃與設計專業「論述」之重構。而崔媽媽這部分，則是相較更溫和的市民參與，透過資訊交換服務，讓租屋「市場」得以資訊流通與透明；以及，透過對搬家公司的評鑑與推薦制度，讓搬家服務「市場」得以運作，提供房屋市場中的弱勢消費者直接的服務。
由於難以成為企業獲利模型，這些是短視的資本所不為的社會事務、也是資本主義國家應該做而沒有做的公共資訊服務、更是學者專家們會說而不屑為之的日常生活瑣事。
然而，崔媽媽組織的義工們投入勞動，長期辛勞，讓人動容。他們兩者之所作所為，是市民社會浮現時「市民城市」價值觀與意義的表現，是台灣社會之所以成為今天的台灣社會的代表。
夏鑄九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東南大學國際化示範學院教授、童寯講席教授，國際城市論壇傑出研究員(IFoU) (2013-現在)。曾任南京大學宜興講座教授(2013-16)，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創新學院2015駐院思想家(2015)，亞洲規劃學院學會(APSA)會長(2014-16)以及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2005-11)，城市與設計主編(1997-12)，台灣社會研究社創社編委、主編(1990-92)、社長(1993-95)。已出版十本學術著作，包括《異質地方之営造（123冊）》與《窺見魔鬼的容顏》（2016），《三城記》(2015)等，編譯五本學術譯作，包括《曼威‧柯司特的信息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2003)三部曲等。研究與專長領域為建築、都市設計及規劃的理論與歷史，歷史保存，都市社會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