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發生的SARS，在相關事務或心理上，對疫情的準備都不足，社會充滿對立氣氛。我們學習教訓，這一次疫情，偶而也有一些對立，大體來講，都是以合作做為控制疫情的重要基礎。
SARS期間我還在牙醫師公會，是公會領導者，那一次我們動作得很快，在1月底就先宣布，從中國回來，如果沒有緊急情況，約診會排到14天以後。我們大概是最早這樣做的單位，在牙醫團體裡也有不同聲音，說這樣宣布不是大家都不敢來看牙了？我那時跟大家講，面對這樣的傳染病，如果能先延後部分醫療，可以避免疫情擴散。
後來和平醫院封院，大家就覺得那是很有必要的事。在疫情裡，每個人體認不一樣，對未來的預知也不同，判斷也相當困難，就會形成一些對立，也不容易合作。因為有SARS的經驗，這一次大家沒有太大的不同意見，大家知道傳染病沒有國界，也不分地域，來了就來了，應該要共同抗疫。
第一個關鍵決策：回溯檢驗、迅速清空
回想這100多天的防疫，我覺得有幾個重要的決策關鍵點。
第一，在第19的案例之前，專家做了很好的判斷。我們從2月14號起往前追溯，住院有肺炎的、或流感篩檢是陰性的病人，我們把全部檢體再拿回來，重新檢測COVID-19病毒。
這很重要，我們那時候大概檢驗了120多位，就檢驗出案19，也避免院內傳染的可能性。後來有幾個案例都在醫院，有些已經在隔離，或事先知道，所以比較好防備。可是案34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在醫院待了蠻長一段時間，然後發病才被檢驗出來。
那一次我們第一時間清空急診室、病房，周圍都做了檢驗，看環境的污染情況怎麽樣？這個案例擴散比較多，相同或不同病房的人、家屬都有一些感染，不過我們動作算快，也算還好。接著是護理機構的護理人員感染，我們在半夜就立刻讓所有人做檢驗，隔天早上把他們都分流開來。
這幾個案例給我們很好的經驗，遇到這些情況該怎麽做，就好像敦睦艦隊出現案例，我們也在第一個時間就召回全部的人，沒有讓他們在外面跟社區接觸，社區裡也沒有疫情傳開。（延伸閱讀｜【當初幸好有你#03】廠商嗆「一箱10萬都有人要！」他打60通電話找口罩⋯⋯醫界如何守住武漢肺炎前100天？）
第二個關鍵決策：關閉邊境
邊境決策也很重要。3月14記者會宣布，歐洲入境台灣的旅客全部要居家檢疫；3月17日亞太地區與美國部分地區入境的人要居家檢疫，3月21號宣布全球都列為三級警示區域。
關閉邊境造成很大影響。對回來的人當然不方便，不過大家都看到，後來有一連串境外移入案例，那時候我們很緊張，尤其是很短的時間就新增100多例，後來甚至到了300多例。
那個決定蠻痛苦的，我知道這樣一關，進來的人就少了，國人要返國都不方便，旅遊警示一出，往外走的交流就變少了。
事後來看，如果那時候沒有這樣管制，進來的人可能會出問題，300多例直接進社區當然會出問題。我們下這個決策壓力真的很大，知道會引起民怨，可是那時也不得不做。當時歐洲確診只有一些，可是在一個禮拜內，變得非常高，美國也一樣。歐美的升高曲線確實在我們的判斷裡，我們雖然對歐美醫療體系有信心，但他們的就醫習慣和台灣不一樣，會潛藏很多病人，我們認為會大爆發。
如果決策下得再慢一點，那我們就死了。
這個過程我並不恐懼或害怕，有問題就去面對它、處理它。這段時間，大部分處理都跟我們的預判沒有太大差異，除了3月14日（指歐洲入境旅客居家檢疫），那一次我們處理慢了兩天，疫情實在來得太快。
寶瓶星號要回來的時候（2月10日），壓力也很大，前兩天才宣布郵輪不能靠港，然後我們自己的船就要回來。我們第一個時間訂了很多計劃，收集完整資訊，聽專家建議，執行面就是一步一步切實做好，問題自然比較小。有一些事情事後看起來，做了，好像是多餘的，但不能這樣看，你有一定步驟去避免某些事發生，那才是最重要的。（延伸閱讀｜「別只讓陳時中在累！」建築師如何揪建築國家隊 3天蓋出移動負壓病房？）
第三個關鍵決策：不亂槍打鳥，建立精準防疫模式
我們的CDC（疾管署）也準備了17年，建立起防疫體制，專家小組開誠布公討論各種情況，這段時間變化很快，犧牲大家很多時間。就好像篩檢的條件，我們大概變了十幾次以上，每一次都是大家討論後共識決定，這些決定將來都要對歷史負責。
當然外面有很多意見，說要散彈打鳥地檢驗，才比較不會漏，可是我們討論後，還是決定要精準地做，時間也證明這樣做是對的。大家常說國外做廣泛性篩檢，我們都不願意，隱藏了案例，造成像疫情平穩的假象。
但是你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台灣各項疾病調查的分類資料、死亡資料都非常透明，每年都會公布一大本，這是騙不了的，況且連續四、五十天，都沒有一個本土案例，如果精準篩選是失敗的話，不會沒有案例。
CDC在執行上面非常確實，防疫團隊堅強，不管是接觸者，需要檢驗或不需要檢驗者的自主隔離或關懷，我們都在不太干擾社會的狀況下做，我相信，我們在這次疫情建立了精準防疫的模式。
很多的政策會把它想得很複雜，我嘗試把它做得很簡單。政策弄得太複雜，不容易形成社會共識，往往做了很多事，都只是為了替政策背書，這也不是完全不對，但需要很多社會溝通。我選擇的方法就是面對面溝通，直接跟大家講清楚政策，讓全民有共識，然後確實去做，這樣成功率會最高。一個簡單清楚的政策要成功，有很多層面，但執行力是很關鍵的因素。
政策一個是規劃，一個是執行，結果是這兩者相乘。規劃做到90分，執行面只有50分，那也就45分而已；規劃做70分，執行力做到70分，總分49分，還比較高。
7年公務生涯，曾經貢獻過就好了
每天準時兩點開記者會，是我的決定，這也是從SARS來的經驗。
SARS期間，每晚6、7點，當時總指揮官李明亮或陳建仁副總統（時任衛生署署長），都會出來跟大家講一下情況，每次5分鐘。SARS疫情開始比較穩定，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一個就是前署長出來講話，那是一種穩定的力量；第二是SARS中期之後，我們知道發燒兩天後才會有傳染力，一個是社會溝通、一個是科學證據，都讓民心穩定。
政策弄得太複雜，不容易形成社會共識，但陳時中不斷嘗試把它做得簡單清楚，讓全民有共識。圖片來源：CW LAB VIDEO 攝
指揮中心成立後，我們就訂定目標，盡量天天開記者會，讓全民都了解我們在做什麽、現在情況是什麽，大家越了解，就越配合，執行力就越好。
因此，我們最高的戰略是讓疫情透明，我們也很慶幸都做到了。每一次關鍵時刻，我都會想，這樣講民眾會不會恐慌？但如果不透明，人民對我們的政策信心就沒有了。
社會很多人講「順時中」，這些詞彙都是網友或名嘴去發想的，我們都尊重。以個人而言，好像隱私都沒有了，出外也有些不方便。不過這沒辦法，因為天天上電視，但這不是我們主要的目的。不過，對我來講，在整個防疫過程中，我們都可以盡責，在位置上把自己的責任做好，這是我最高興的一件事。
我常對小孩說，希望大家都能夠做對社會有用的人。我雖然在公務體系時間沒那麽長，加起來也快7年，但我參與公共事務的時間很久，這一次社會有這麼大的事情，我們能夠做一些事情，我也覺得是蠻好的。
疫情會過去，我年輕時也經歷了一段一段事情，做了很多，可是風潮就是會過去，也許會留下一點社會記憶，有經過就好了，曾經有過就好了。
台灣躲過疫情，不只是幸運
台灣能守住疫情，幸運一定有的啦，天公疼好人。當然很多事情我們都預防在前，像院內感染能夠控制在一定範圍，這是長期對醫院的教育訓練、各種評鑒考核等，感染控制已經內化進醫院。
又像敦睦艦隊，原本大家很擔心，但我認為裡面的傳染並沒有那麽厲害，感染率大概11％，其他國家的艦隊感染率是25%起跳。敦睦艦隊在密閉空間的航程並沒有比較短，雖然有四波傳播，可是侵襲率就是11％，是因為艦隊還是有戴口罩，雖然沒有100%都戴，但還是有某個程度的防護力。
艦上的隔離治療也很有效，就沒傳那麽多。醫療體系的警覺性很高，資訊系統也很好，看出幾個案例的關聯性，馬上知道同一個艦隊已有群聚感染，第一個時間就跟軍方聯繫，召開會議，把人全部召回來。如果警覺性不夠，這件事只要再放個三、四天，情勢就完全不一樣。
另外當然也跟台灣人喜歡看病有關，我們的健保系統也提供民眾有症狀時隨時都可以去看病。我經常說，這100多天，看病的人大概450萬到500萬，這個量很大，我們從中大概篩檢了7萬多人，本土個案就是55個。大家都說台灣篩檢得少，其實一點都不少，平均一個確診個案，背後大概篩了150幾個，是世界數一數二高的，韓國大概70幾個。
其實，做那麼大規模篩檢，後面有沒有能力做大規模分流？如果沒有，前端就是白做，況且那麽大的量，只是讓資料更混亂而已。我們很清楚政策目標是什麽，帶來的效益跟可能的傷害是什麽，清楚考慮利弊得失。
社會有很多擔憂，希望趕快有一個清楚的答案，我講過，
我們應該針對可以解決的問題去解決，不要一天到晚擔憂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花太多精力去想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忽略了可以解決的問題，坦白講，我們就失責了。
疫情，讓台灣的光榮感增加了
這次疫情對台灣的影響我想都是正面的居多，民眾對病毒的知識增加了，以後有疫情再來，大家基本的自我保護會做得比較好。
第二是台灣的光榮感、自信心增加了，尤其世界的能見度高了非常多，這都是蠻好的事情。當然啦，不免對經濟有一些衝擊，不過大家也都忍過來了。
因為肺炎疫情，讓台灣人找出團結彼此的最大公約數，也因為在世界做出榜樣，光榮感、自信榮譽感都大幅提升。圖片來源：CW LAB VIDEO 攝
有人說犧牲隱私是負面的影響，基本上，我們收集個資的問題不大，我們公布了實聯制指引，就是個資保存最多28天，最小的利用，然後有專人保護，從知情、管理、銷毀都有做。
比較有問題的是，我們把旅遊史放在健保卡上，用健保卡看病，他同意給醫生看，是知情同意。可是他如果不同意，就不能看病，是犧牲看病跟使用健保的權益，這就出現不相稱的問題。
不過，醫療稍微特殊，病人給醫生看病，本來就有責任要據實告訴旅遊史，醫生才能正確判斷，這是病歷的一環，所以這個隱私在醫療裡就不算是隱私，但我們有責任保護，不對外泄露，那就應該還算好。
在後疫情時代，很多人期待有藥物、有疫苗，但我常講，我們不能只依賴這些東西，起碼自己的個人防護網要做好。在後疫情時代，我們把標準定在防疫新生活。（延伸閱讀｜公布失聯者姓名、門診串出入境資料⋯⋯共體時艱，或侵犯隱私？｜法治在瘟疫蔓延時）
防疫新生活，是弱強度的疫苗
大家覺得防疫新生活是為了現在，其實，這是為了開放邊境的超前部署，我們不可能這樣一直封，台灣本土有危害的病毒實在非常少，防疫新生活是為了未來在開放的時候，能在台灣建立一道基本防線。
防疫新生活的洗手、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我知道，戴口罩本來就很困難，維持社交距離也是，現在洗手頻率高了，英國一個節目說台灣洗手頻率全世界數一數二，這個勤洗手的習慣也是我們防疫成功的原因之一。這些都需要內化成我們生活的習慣，不但對防疫有效，對於公共衛生、公共健康也是好事。
很多人說其他國家病例很多，有群體免疫，台灣沒有。要有群體免疫，基本上是國家50%的人有免疫，現在世界各國在這麽慘的情況下，也沒有哪個國家免疫人口超過10%，但已經死那麽多人了，台灣要冒風險去犧牲那麽多寶貴性命？當然不可能。
群體免疫最有名、最有計劃在做的是瑞典，可是它帶來的社會代價非常高，我們選擇不要犧牲那麽大，寧願把防線弄好，戴口罩、維持手部衛生，其實也是群體免疫的一環了。
所以我才說，防疫新生活其實是一種弱強度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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