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草根的產物，在90年代英國人保羅・米勒（Paul Miller）催化下，誕生於倫敦Shoreditch一帶的科技社群之中。米勒曾是社會創新陣營（Social Innovation Camp，簡稱SICamp）的成員，現任社會科技創投Bethnal Green Ventures的執行長。
當年，許多軟體工程師、網路工程師、第三部門集結在黑客週末，試圖用科技解決社會問題。他們提出了許多創新的構想和原型，儘管多數石沈大海，卻讓大家看見科技為善的可能性，孕育出社會科技創新的三重螺旋模型（The Triple Helix of Social Tech Innovation），其整體發展歷程即是「經濟」「社會」和「使用者」三大價值的交織和辯證。
在此基礎之上，加速器計畫催生了無數的社會科技新創，亦為NGO和社會企業注入資金和技術。
在這個階段，Tech for Good的主力仍集中在社會科技新創、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等第三部門，是由下而上的行動；企業（含科技業）扮演的是贊助商，贊助小額獎金或啟動基金，但非行動者。
這使Tech for Good充滿了慈善公益色彩。（延伸閱讀｜陳潔如專欄｜科技是阿宅的超能力！倫敦老紅樓一場黑客松，如何催生「科技向善」潮？）
Tech for Good 和 CSR 界線模糊
隨著企業不再滿足於掏錢的被動角色，主動出擊、提供人力與技術，Tech for Good和企業社會責任（CSR）益發界線模糊。
舉例來說，摩根大通（JPMorgan）的Tech for Social Good計畫，主要是媒合員工志願者和學生／非營利組織，協助他們提出科技的解決方案，稱為「技術志工服務」。
去年，Google開出「Google AI Impact Challenge」戰帖，企圖用AI解決人道與環境問題（AI for Social Good），最後選出全球20個非營利組織；除了總額2,500萬美元的經費，還提供AI專家、機器學習工具、Google Cloud的雲服務和諮詢等。
Google AI營運長考芙曼（Irina Kofman）接受路透社採訪指出，該挑戰的初衷之一是「有成千上萬的員工渴望從事社會公益（social good）項目，即便這些項目無法直接創造收入。」
Google企圖用AI解決人道與環境問題。圖片來源：截自Google AI
開發新市場
本來是深存於人心向善的渴望，透過Tech for Good的世界行動，從員工面向開始，在企業端開始能落地、生根，甚至成為迎向下一波成長的解方。
全球最大的管理諮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認為，現今世界已經進入第四波工業革命，下一個大躍進的契機（Next big growth opportunity）就在眼前。為在2030年之前分食高達12兆美元的商機，企業必須重新審思、並找出自己在新市場中的戰略位置，找出新的TA，開發新的營收成長模式，並設法品牌差異化。
危機即轉機。新市場就蘊藏在社會、金融和環境議題裡。
這塊大餅尚待開發，亦無法獨食。欲實現和分食新商機，必須進行產業鏈的結構性重組，形成一個Tech for Good創新生態系；藉助監管單位、學界、創新者和公民社會的集體智慧和協力合作，來擴大企業的影響力與利潤。
在這套架構下（下圖），有八個行動者，各司其職，協同合作：
政府透過政策和補貼來促進創新，公民社會則定義問題；在這個背景下，學界和研究單位負責基礎研究，開發科技，奠定未來發展。再由新創將這些構想和技術建成原型，開發新的商業模式。
企業則挾其龐大的營運及財務實力，將產品／商業模式規模化，透過市場解決問題，實現獲利。社會企業家肩負開創新市場的任務，並透過投資或合作，從企業和社會創投取得資金和資源。非營利組織則處理市場失靈、服務缺乏市場的弱勢族群，CSR被歸在這一塊。
埃森哲的Tech for Good創新生態系。圖片來源：截自Accenture
解決轉型問題
麥肯錫的談法不一樣，它不談顧客，不談新市場，而是直面「問題」。麥肯錫認為，Tech for Good是一套解決方案，目的是要解決「前端科技」（frontier technology）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轉型陣痛。
其2019年發表的報告標題一以概之：「Tech for Good：用科技弭平動盪並提升人類福祉」（Tech for Good: Using technology to smooth disruption and improve well-being）。
這與世界經濟論壇（WEF）的看法不謀而合。2020世界經濟論壇的Tech for Good專題就開門見山說：「新科技總是帶有破壞性的。它殺死了工作，創造了新的工作，引發了深刻的社會變革。」
這些破壞包括了大規模失業、貧富落差加劇，中產階級工作受到威脅等等，而企業無法獨善其身。消弭破壞、積極管理轉型風險，從而實現整體經濟和個人福祉，就是麥肯錫報告定義的善。科技作為一種工具，可以載舟，亦能覆舟，Tech for Good則是實現善的工具。
「我們的模型顯示，要實現整體經濟的正向發展和個人福祉，必須將科技應用的重心放在創新導向的成長，而不是一昧透過自動化來節省勞動力和成本。」報告指出。
具體操作上，麥肯錫從約600個相關案例中，歸納出評估Good效果的六大福利指標：
就業保障、物質生活水平、健康、教育、環境永續和機會平等；並總結出一份有望降低轉型風險、抬升六大福利指標的潛力科技清單（見下圖）。最後選出三個重點科技：數據與人工智慧，連接性與平台，機器人。（延伸閱讀｜陳潔如專欄︱Tech for Good我的AI創業，如何滿足14萬身障者就業需求？）
Tech for Good的八支潛力股，紅框內為潛力最高的三大重點科技。圖片來源：截自麥肯錫
用AI優化每個人的職涯品質
在所有案例中，超過60％都採用了數據分析與AI。例如NLP能有效客製化課程內容，提高職訓的學習效果；利用AI消除招募過程的歧視；用AI和IoT來減少碳排放。
35％的個案則採用連接性與平台相關工具，包括行動網路、雲端等。平台可在最短時間內，降低轉職成本，大幅改善勞動市場的流動性，幫助人們重新培訓、企業重配置人力，從而有助於解決就業保障和物質生活水平的問題。
透過數位金融和遠距醫療，行動網路有助於實現機會平等。
機器人的採用率有16％，藉由機器人輔具、聲控、乃至無人車，都有助於改善殘障者的溝通和移動，進而提升其就業上的機會平等。據估計，自駕車和半自駕車能改善美國200萬人的就業機會，並每年節省190億美元的醫療開支。
三大重點科技在實務上的正面應用，可見下圖。
三大重點科技在實務上的Tech for Good正面應用。圖片來源：截自McKinsey
麥肯錫認為，善用Tech for Good，企業將獲得訓練更精良、壓力更小、更健康快樂的員工；他們的生產力和適應力更強，有助於推動新的科技應用和創新，衝高營收和獲利。
首先，企業必須深信積極管理科技應用，利己利人。
其次，企業的科技應用必須著重創新和積極管理，例如用AI物流分析節省成本並減少碳足跡。
最後，Tech for Good有賴眾多利益關係人的合作，例如將職場所需的關鍵技能回饋給教育單位。
惟該報告對政府和公民社會的討論較少，政府透過公共支出、補貼、政策來鼓勵創新，降低創新成本，決定科技開發的方向；公民社會則負責監督，例如確保數據開放，發起眾包計畫等。
（感謝本文協同研究者王茜穎）
參考資料
1. The Triple Helix of Social Tech Innovation
2. Tech for Social Good
3. Google seeks to grant $25 million to AI for 'good' projects
4. Tech4Good: Scaling up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5. Tech for Good: Using technology to smooth disruption and improve well-be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