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種職場都可能發生暴力，但醫院暴力事件的風險比其他職場高五倍；其中，醫療暴力發生率最高的場所，就是急診室。
根據2006年「台灣急診醫學會」調查分析，台灣有79%急診醫護人員曾受暴力威脅，有37%曾受到暴力攻擊。暴力攻擊發生原因，通常都來自於病患不耐久候、醫療結果不盡人意、護理師因病情需要約束病患、醫師拒絕不合病情的治療或住院，或不願配合開立診斷書申請保險等，導致病人和家屬心生不滿，暴力相向。
一聽到這種事件，大家總是義憤填膺，膝反射的想法就是蒐證究責、增加攝影機，加強保全反制能力、警民連線、立法提高罰則等。十多年前掌摑事件後，「醫療法」修正提高罰金和罰責，但醫療暴力事件有明顯減少嗎？這一次拳擊事件後，各方再度研議再提高刑責，但真能有效杜絕醫療暴力事件嗎？
沒有一個醫護人員希望被打後，還要經歷一長串法律程序爭取正義；也沒有一位受害醫護能因加害者道歉或受罰，內心創傷就得到平復。醫護被打以後，不只是皮肉的痛，心理創傷為害更久遠；輕者會改變醫師的醫療模式，轉為防禦性醫療；重者會造成創傷後症候群，甚至可能萬念俱灰，結束職涯。即便對加害者施以嚴刑峻法，又於事何補？
台大雲林經驗：一年內急診暴力降至近零
醫療暴力何解？我必需說：重點是預防，不是事後處罰。
我不反對提高處罰或刑責，但這只是讓憤怒群眾有個宣洩管道，對醫護當事人的實質保護效不大。醫療暴力各國皆有，醫療暴力的處理已發展成一門科學，核心理論是「早期降溫，勝於事發反制」。
簡言之，醫療暴力的發生並非瞬間一觸即發，而是一個衝突漸漸升高的過程；第一個時期是言語衝突，第二個時期會有非語言徵象，例如怒目相向、作勢攻擊；如果這個過程沒有適當降溫，繼續升高衝突就會進入第三時期，釀成暴力攻擊。相反地，若能在前兩階段就給與適度疏導和降溫，暴力衝突就不至於發生。
急診室是處置緊急傷病患的第一線，也是最常出現醫療暴力的場所。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七、八年前我擔任台醫院雲林分院急診主任時，急診暴力頻傳；當時在院長王崇禮支持下，我們依照這個理論研議，成立了「全院白色小組」——醫生或護理師只要意識到言語和肢體語言的警訊，就立刻撥打專線，醫院就會開始廣播「白色一號」與暴力事件位置，白色小組成員就會像急救小組一樣，立刻趕到現場。
你可能以為，小組成員是醫院雇用的保全霹靂小組，能立刻壓制滋事份子？其實不是，小組成員是行政總值、值班護理長與保全；他們不是來打架的，是來「喝咖啡喬事情」。因為，衝突事件若有第三者協調，就能大幅降溫。實施後成效卓著，暴力事件從每年十幾件，一年內降低到幾乎為零。
當時，我分享了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的經驗，可惜沒有獲得共鳴。主要因為，成立小組需要全院的資源，非單一部門可以處理；行政部門處理醫療暴力的知識和決心仍相當缺乏，同時也沒有足夠資源來處理。（延伸閱讀｜「給一件短袖上衣，就要我們跳進冰天雪地？」醫師拍片紀錄護理師充滿「尿水與汗水」的工作）
新冠致醫療暴力上升，美國立法預防
十多年後再回顧這個領域的發展，我非常驚訝地發現，我們在雲林發想的方法，美國許多醫學中心竟不約而同開始實施。
美國在新冠疫情之後，民眾爭搶稀缺醫療資源，暴力事件大幅上升；各個醫院開始成立類似「白色小組」的團隊，在美國稱為「衝突降低小組」（de-escalation team），恕我把它翻譯成更接地氣的「退火小組」。
舉例而言，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醫學中心在2022年成立退火小組，24小時運作，兩分鐘抵達現場；任務和雲林白色小組一樣，是喬事情，而非壓制暴力。成立一年來，小組介入了1,500個衝突事件，這些事件無一發展成暴力事件，成功保護了所有醫護。
為讓全美醫院投入，威斯康辛州參議員鮑德溫（Tammy Baldwin）甚至提出立法《健康照護與社工職場暴力預防法案》（The Workplace Violence Prevention for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rvice Workers Act），要求所有醫療院所採用經證實的預防技巧，同時須有應變計畫，能在暴力事件發生時做出反應。立法同時也要有經費支持醫院，所以美國國務院2022年撥款法案（budget bill） 撥出數百萬美金，支持相關的醫院計畫與研究。
三總的事件再次喚醒國人對醫療暴力的重視，暴力如洪水，鯀用圍堵治水失敗，禹用疏導治水成功；我們要投入的法案，是要圍堵暴力，還是疏導暴力呢？（延伸閱讀｜一個兒科醫師顧860個小孩！台大雲林分院，如何靠科技讓一群醫院聯手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