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要怎樣的中正紀念堂？
中正紀念堂的空間轉型爭論，無疑是台灣近20年來重要的超大／鄰里尺度（Mega/Neighbor Project）的空間議題。
在層疊的複雜歷史過程中，統治群像、日常生活、市民社會的社會動員、藝文休閒等多重交叉在許多人的場所記憶之中，這裡是外國觀光客在台北最常參訪的地點之一，也是周遭居民的鄰里日常活動的場所。
從都市的角度，中正紀念堂園區是市中心大型的開放空間，是人們得以在爭高恐後的天際線競賽中，稍稍得以獲得喘息舒緩的地點。中正紀念堂更是轉型正義訴求重中之重的標的物，昔日台北最高的超大仿宮殿式建築，以及巨大尺寸的蔣公銅像，今日成為中華文化的再現與維繫之處或是威權統治象徵。
對於中正紀念堂園區的未來，如何達成社會共識，是民主社會必須承擔的成本；為讓每個意見都被尊重，更需要的是發言而非沈默。建築空間專業團體在2022年中發起的中正紀念堂園區新願景概念競圖活動，共收到142件海內外作品，將在8月25日至9月10日間，於空總舉辦展覽及相關活動。
這些豐富多元的創作作品，將帶給大家不同的視覺體驗。海內外提案者們的集體吶喊，邀請社會大眾從二元對立式的語言，進一步結合空間的想像力，推動更廣大社會參與共同思辨的機會。
本系列文章，將是一系列配合空間提案的功能論壇，邀請幾位對於中正紀念堂園區未來功能有不同主張的倡議者，在建築形式與空間紋理之外，提出不一樣的使用機能以及全新的意義詮釋；從整體主題，多重機能的交互參照，如何在這個首都核心區，可以回應過往的歷史，發展出符合當代期望、進步社會價值與朝向未來的首都形貌。（張維修）
轉型正義的過程中，不義遺址的轉型一直是一大難題，而在台灣，難中之難的，莫過於座落在首都市中心、為追念蔣中正而建造的中正紀念堂。
陳水扁執政時期，曾一度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為「民主紀念館」，其前方廣場的牌樓題字也從「大中至正」改為「自由廣場」；在政黨輪替後，馬英九復原中正紀念堂之名，不過沒有對自由廣場進行更動。蔡英文執政後，於2018年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再次面對中正紀念堂轉型這個燙手山芋。
中正紀念堂的存與廢、維持現狀與改變，成為不同意識形態互相攻訐的戰場，蔣中正複雜的歷史定位也成為其中焦點：到底該紀念他捍衛台灣免受共產勢力侵擾，還是該強調他造成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無數？
面對這樣的衝突，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李威宜跳脫了要不要拆除、蔣中正的歷史定位等泥淖，對中正紀念堂轉型提出了另外的可能：以自由廣場為舞台，定期舉行類似「中元普渡」的藝術祭，進行對威權的除魅與安魂，消除威權遺留下的恐懼、創傷，建立追求自由的勇敢，甚至形塑新的身份認同。
李威宜認為，中正紀念堂應跳脫歷史定位，建立新的身份認同。圖片來源：中正紀念堂臉書
不義遺址要消除什麼？護衛什麼？
討論這個構想前，李威宜先強調了兩個「不是」。
首先，他認為中正紀念堂不該只是用於探究歷史事實的空間，因為它是市民的公共空間，並非獨屬史學家。其二，中正紀念堂不該是提供法律事實的空間，有關白色恐怖、轉型正義及加害者的議題，該由法律的場域來做出判決，這是必要的社會分工，否則會無法聚焦。
李威宜強調，他並非認為這兩者不重要，而是認為不該把歷史學、法律的責任全部丟到中正紀念堂；也不該讓社會覺得，只有這兩種專業的工作者可以參與這個空間。
那李威宜對中正紀念堂轉型的想像是什麼呢？
他說明，「中正紀念堂應該要成為公民可以參與的、更有政治想像的空間。」過去反威權論述中，從對抗日本帝國到黨外的抗爭，很容易變成「英雄史觀」，把勇敢的行動侷限在少數無懼生死的「英雄」，一般民眾難以共感；另一方面，這樣的論述也容易形成「台灣已完成反威權、抵抗暴力、追求自由」的結論，然而實際上威權依舊無所不在。
李威宜指出，中正紀念堂轉型應同時消弭民眾對威權的恐懼。圖片來源：清大人類學研究所網站
李威宜點出，不義遺址既要消除不義，但作為遺址，又應該要有保存或護衛的目的，這是一個很矛盾的辯證關係。過去對於遺址、遺產的看法，往往限於固定化、針對歷史學的「保存」；不過現在更多專家會選擇以人類學的角度切入，更注重這個遺產要「護衛」什麼。
中正紀念堂作為一個不義遺址，就跟世界各地的困難遺址一樣，需要思考要消除什麼、護衛什麼。李威宜認為，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威權的意識形態已經逐漸被消除，可是其所形成的暴力，對台灣社會造成了無形的創傷、恐懼，讓很多人在面臨日常生活的不對等、不公義時，會因為知道威權的暴力，而選擇自我化解，不敢挑戰威權，這就是一種「不自由」，「要消除的，正是威權暴力所引起的恐懼，是台灣人民的集體心態。
普渡政治幽靈，克服對威權的恐懼
將理念化作提案，李威宜延伸「中元普渡」概念，提出「自由廣場藝術祭」，希望透過定期更新的特展，達成不義遺址消除與護衛的意義。
「『普渡』的信仰除了華人、日本，東南亞國家也有，不是專屬佛道教或特定族群，而是每個人對生死、生命的關注。」李威宜表示，「中元普渡是要超度鬼，那『鬼』到底是誰？是沒有被成為祖先的孤魂野鬼，也是枉死的鬼，枉死的鬼可能會來討債，所以人民會害怕。」
在李威宜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時，曾經看過各地不同的鬼故事，其中的共同點就是，如果不說出來、沒有相關儀式，就會讓人更害怕，「如果能夠說出來，其實就不會害怕了，因為會知道怎麼面對它，而不是停留在莫名恐慌的心態，如果又舉行儀式，就可以超度這些亡魂。」
亡魂可能是因為不義的殖民暴力而死，或是被威權虐待致死，在無法訴說的狀態下，很多人無法充分理解，因而形成社會的集體恐懼。
李威宜解釋，「透過講鬼故事、儀式的輔助，民眾會知道威權還沒有結束。它的暴力所形成的創傷，現在仍繼續存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或是工作裡面，繼續讓很多人害怕權力、害怕爭取自由。」
中正紀念堂作為製造許多冤魂、具有象徵性的標的，正適合成為舉行儀式的場域。而會採取藝術祭而非宗教的形式，則是因為宗教在台灣已有專屬的場域，中正紀念堂作為開放公民表達的空間，反而可以結合藝術家的想像力，對社會進行「除魅」，彰顯受傷的政治幽靈，進而消除這些幽靈所引起的、深藏於人們心中的恐懼。
「每個人都能克服恐懼，追求勇敢。」李威宜表示，這正是中正紀念堂轉型所能護衛的台灣精神，希望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對不對等權力的恐懼時，會意識到這個社會上有很多人也同樣面對恐懼、克服恐懼，並勇敢追求自由。「我們要護衛的是一種追求勇敢的精神，值得一代、一代傳遞下去。」
李威宜期望藉由「自由廣場藝術祭」，消除政治幽靈帶來的恐懼。圖片來源：國家人權博物館網站
定期更新展覽，容納多元聲音
台灣族群多元、歷史複雜，威權曾經來自荷蘭統治、滿清帝國、日本殖民、國民政府，即便到了現在，威權也存在於社會各處，受到暴力影響的人也來自不同的族群。因此，李威宜提議的藝術祭會定期更換，容納不同的聲音與故事。
他提出，中元普渡的時間點和概念容易陷入漢人中心，忽略原住民、新住民，所以也可以考慮一年有兩祭、三祭。舉例來說，不同的原住民族可以打造一個共同的祖靈祭，關心過去面對漢人、殖民所受到的威權暴力，用的就不是中元普渡的形式，而是原住民族文化中類似的概念。
這樣也有別的好處，李威宜認為，如果有議題比較複雜，可以談不只一次，例如客家「義民廟」祭祀幫清朝鎮壓民眾的「義軍」，卻不紀念當時參與抗爭的客家人，對於這背後錯綜複雜的族群政治問題，就可以花幾年討論，慢慢形塑新的論述、觀點。
每年更替的展覽亦可配合時代的轉變，提出新的主題，以近期對抗性別暴力的「MeToo」浪潮為例，展覽就可以向民眾介紹謝雪紅，不是討論她對政權的反抗，而是她在性別框架上面對的暴力，「可以提出一些關鍵的人物，他們不是展覽的主角，只是小人物之一，談他們作為一般人、怎麼在每一次事件的過程中不屈不撓，長出屬於自己的樣子。」
「重點是，自由廣場是一個為了追求自由的空間。」李威宜點出，直到現在，都還有很多人會崇拜有權力者，卻沒有想到，威權的暴力會讓靈魂沒有辦法安置。他的提案中除了「除魅」，還有「安魂」，要安頓的，正是每個人心中受暴力影響的狀態。（延伸閱讀｜建築師呂欽文：負面事物的存在，也可構成正面教材｜明日的中正紀念堂）
結合禮制的轉型空間，形塑新的集體身份認同
李威宜的提案裡，自由廣場將會分為常設展和每次藝術祭的特展。平時廣場還是一個屬於市民的公園，可以散步、運動、帶小孩；但透過一個類似《哆啦A夢》任意門的轉換，就能進到有助於民眾理解政治幽靈的常設展空間，「沒有所謂中立客觀的公園空間，那是不可能的，它必須要共存」。常設展空間的設置，也可以讓沒辦法參加藝術祭的人使用。
藝術祭則是短暫性的，結束後即會撤離，其設計需要建築與人類學專業的協力，基於對儀式的研究和理解，研擬建物和儀式路徑，除了規劃出可以反映時代道德規範的新禮制儀軌，還需要設計出能夠集體驅除參與者恐懼魔障的藝術療程。
李威宜的想法是：「一年365天，可以有300天讓大家放鬆地共用這個空間，可是至少要讓民眾知道，每年這邊都會舉行這樣的儀式。」
呼應了李威宜開頭的「二不是」，中正紀念堂及自由廣場不是專屬史學家或是法官，也不該用「英雄史觀」來討論執政者或反抗者，而要能讓所有的人都能被涵蓋進去，「每個人都是勇敢的，每個人都是懦弱的，所以每個人要超度的其實是自己，可是自己又沒辦法超度自己，所以才需要儀式。」
進行超度之後呢？李威宜對未來提出了一個可能：新的集體身份認同。學者雪倫・麥當勞（Sharon MacDonald）曾指出，德國在思考困難遺產議題時，想的不是加害者與被害者，而是所有德國的公民應該如何面對這些困難的遺產。
「我們大部分人會認為，我又不是加害者，也不是被害者，所以跟我沒有關係。可是德國現在的觀點是，作為公民都要概括承認這個罪行，加害者是我們，被害者也是我們，我們都不是，可是我們也都是，因為我們就是這個群體的後裔，所以希特勒不只是希特勒，也是當代德國人的祖先，」李威宜說道。（延伸閱讀｜柏林「恐怖地形圖」：用一面牆，揭發國家殺人機器的真實身份｜紀念碑下的光與影）
在打造光榮的國族認同時，各國往往會想要排除掉黑暗的歷史，可是排除掉，就更容易再次犯錯，所以反而要回到基督文明的「懺悔」：「每個人都是有罪的，祖先不是你，但是你作為公民，對於這個集體身份，你必須懺悔、承認這個罪行。」
回到台灣，李威宜的想像是：「今天我們所有的人，在台灣有一定的自由，恰好就是因為有好的、壞的過去。我們要概括承受，我們就是罪行的後代，每個人身上都有國民黨、民進黨、各式各樣祖先的痕跡，以後新移民進來，這也會是他們的祖先。」
他承認這很難，然而這正是人類學必須不斷思考的課題。他希望中正紀念堂的轉型能成為這樣的媒介，不要讓追求自由的力道轉向其他場域，而是在此地幫助台灣人建立追求自由的勇敢與力量。
延伸閱讀：「你想要怎樣的中正紀念堂？」系列
#1 民主的多重宇宙：實踐日常生活中的空間解嚴
#2 除魅與安魂：消除威權恐懼，護衛追求勇敢的精神
#3 將「威權象徵」翻轉為展現人民意志的國會殿堂
#4 歷史之刺與民主之盾：關注人權與權威政治的公民教育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