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人命值多少？日本交通事故賠償金額僅約美國1/20

在日本政府以國家政策推動車輛普及的背後，人命的價值不斷節節下滑。可以說，正是這種「低估人命價值」的態度，才給了日本車輛大眾化快速發展的可能性。

1968年二月，東京地方法院民事部駁回一起因計程車車禍致死的主婦（受害者當時64歲）的索賠訴訟，駁回理由是「60歲以上的主婦所做的家務勞動不具有經濟價值」。

即使贏得訴訟，如果加害者沒有賠償能力，受害者依然無法得到實際賠償，長期以來都處於「被撞只能認衰」的慘境。甚至還有耳語認為，「與其致人受傷，不如直接撞死，這樣賠償起來還更便宜」，直到日本推行提供事故受害者和其家屬最低限度經濟救濟的「自動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即強制保險，下稱「自賠責」）為止，而跨出這一步足足比歐美國家晚了2、30年。

日本較晚推動強制保險政策，影響交通事故受害者權益。圖片來源：Shuttterstock

1908年，奧地利通過了《鐵路和機動車輛責任法》（Eisenbahnund Kraftfahrzeughaftpflichtgesetz），而歐洲各國和美國在1930年代就確立了類似於日本自賠責制度的體系。相較之下，日本卻到了戰後的1955年，才設立了強制保險。

強制保險基於「無過失責任」的原則，只要能確認因果關係，受害者不需要證明加害者的故意或過失，即可請求賠償。

自賠責制度剛建立時，賠償金最高限額為30萬日元（約新台幣六萬3,443元），不但低於當時一輛新車的價格，也僅相當於平均年薪的1.3倍。1991年，才將賠償金額上限提高到3,000萬日元（約新台幣634萬4,382元），達到原來的六倍。

生命的經濟價值

日本經濟學家宇澤弘文在估算社會性成本時指出，將「一旦喪失便無法恢復的生命」等價值，與生產要素或資本一視同仁，例如用「所失利益」來進行評價，根本上是不道德的。然而，若完全將其忽略不計，交通事故的應對對策又將淪為空泛的精神論。

要談論社會性成本，把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價值反映在政策上，仍不得不以「經濟價值」來衡量。「經濟價值」同時也是一種指標，用來衡量人們有多願意負擔為防止人命或健康損失、以及降低風險，所付出的成本。

舉例來說，日本人因研究所安全工學專業的黑田勲就曾指出，高度成長期的勞動災害在十年間減少了一半，證明「人命的價格」的提高，很有可能是主要因素。他認為，防止事故並不是僅憑個人的注意或責任，而是整個社會極力消除事故的原因和誘因，並努力培養重視安全的文化，加上大眾逐漸認知到：防範未然比事故善後更經濟實惠。

與經濟損失或名譽損害不同，交通事故的發生，是物理現象所引起的災害，需要的不是精神論，而是實實在在的物理和技術對策。

必須是在現實社會中，人們在不加思索的情況下，也能自然降低風險的制度、政策和經濟措施等實質上的努力，才是所謂的交通安全對策。

針對各國人命經濟價值進行研究調查、東京大學交通工學系的越正毅指出，日本在22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三，甚至低於東歐國家。日本對於痛苦、不便、不快和悲傷等非金錢或主觀性的受害皆不予估價；而相對地，許多主要國家則將這些層面的考量都納入計算，美國甚至有懲罰性賠償金的概念。

例如，一條人命的價值，美國約為四億652萬日元（約新台幣8,597萬元）、英國約為一億7,935萬日元（約新台幣3,792萬元）、德國約為一億3,391萬日元（約新台幣2,831萬元）、波蘭約為2,391萬日元（約新台幣505萬元），而日本僅為1,913萬日元（約新台幣404萬元）。那麼，在日本的交通事故中，行人受害率尤其高，是不是與「人命價值相當廉價」有關呢？

關於人類的死亡、受傷和後遺症，並不存在市場價格，且也不存在拿金錢來和人命互相抵銷的想法，頂多只是用於政策評估的假想價格。其評估方式有兩種：一是將人視為資本來進行估價，二是將大眾為「防止一個人死亡」所願意支付的金額，視為人命的價值。這種支付意願金額稱為WTP（Willingness to Pay），統計生命價值則稱為VSL（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

第一種方法是將生命作為資本進行評估，也就是很直接地就所失利益、撫慰金或損害賠償等進行估價，以現實生活中的金錢走向作為依據。然而，這種考量方式在倫理上飽受批評，它無法反映出受害者本身及其親友所承受的精神痛苦等無形損害。

相比之下，第二種方法，也就是支付意願金額（WTP）則是一個指標，用來衡量為防止因車輛引起的機率性死亡，社會應該承擔多少。宇澤指出，所失利益的評估方法無法反映精神痛苦，但VSL（統計生命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種不足，因此這種方法計算出的金額，通常會比第一種方法計算出的金額大得多。（延伸閱讀｜死者不是統計數字，而是某位親愛的家人：歐美交通「零死亡願景」）

在交通政策領域，涉及生命損失的社會性成本普遍採用VSL的評估方法。這個方法用於估算防止因車輛引起的死亡所需的費用，以及這些費用是否由車輛使用者適當承擔，若未承擔則視為外部成本。這種考量方式普遍被認為很適用於政策評估。

日本採用VSL進行評估的時間點，在已開發國家中相對較晚，也因此導致了「人命價值相當廉價」的結果。（延伸閱讀｜他們為何發起8/20遊行？年死3000人，「死亡車禍」不該成為台灣人共同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