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滅的川普製造業神話：富士康威州案揭美國工人階級的「失落40年」

但對川普來說，炫耀的資本顯然更重要：他要兌現「讓製造業重返美國」的承諾。

我在威州政府的內部通信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他們反覆使用「回流」這個詞來形容富士康的就業機會，即便這些工作若真的實現，也只不過是建立一個「平面顯示器產業」，而這項產業根本從未踏上西半球。

川普那句「讓美國再次偉大」背後的懷舊情懷，很大一部分來自對過往高薪製造業工作的嚮往，這些工作曾在二戰後的30年間，讓大量僅受過高中教育的藍領工人躍升為中產階級的底層。在法國，1950到1980年間這段相對收入平等的時期，被稱為「輝煌30年」（Les Trente Glorieuses）。

我自己就是在這段被理想化的「輝煌30年」裡長大的，我家住在愛荷華州迪比克南邊的一個小型住宅區，我們那條死巷裡頭盡是簡樸的平房。1960年代初期的房子幾乎都只有一間車庫（給家中那唯一的車）、一台電視，而且屋內的人口數量（小孩不算）常常多於臥房數。

1950年代是美國全球工業產出占比的高峰期，當時歐洲與亞洲還深陷戰後重建，美國獨占全球產能的40％。我父親當時正成立自己的驗光所，我們的鄰居有餐廳主廚、超市經理、地毯推銷員、肉品加工廠的去骨工人，以及迪比克大學的退休校長。那是一個與今日社區封閉、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截然不同的世界。

1950年代，是美國的全球工業產出占比的高峰期。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川普式懷舊的最大諷刺，就是當年將藍領工人拉入中產階級的關鍵角色其實是工會，而像沃克（Scott Walker）這類誓言打擊工會的人，卻又是這種懷舊情懷的忠實擁護者。

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安・凱思（Anne Case）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的研究，這波社會崩解的衝擊特別集中在非白人，以及中年、不具大學學歷的白人男女身上。他們發現，美國平均壽命下降這個令人不安的趨勢，與地區就業百分比密切相關。

在「輝煌30年」中段期間，全美年齡介於25到55歲的男性失業率為5％。但到了2010年，全球金融危機與隨後的經濟衰退來襲，這個數字飆升到20％，而後來的經濟復甦，基本上與這個族群擦身而過。凱斯與迪頓指出，截至2018年，這些失業男性中，仍在積極找工作的只剩五分之一，也就是說，其餘大多數人根本未被納入官方的失業統計。

那些在21世紀前期將官方失業率當作國內經濟繁榮指標的政治人物，不是對統計方法一知半解，就是刻意誤導。

首先，他們有意無意忽略了「在職貧窮」對生活的侵蝕與破壞。許多人以為速食店櫃檯的工作是給青少年打工的，但實際上，有40％的從業者年齡超過25歲，將近三分之一受過某種程度的大學教育。

此外，失業率的計算方式本身也帶有誤導性，只要某人一週有工作滿一小時，就會被列為「有工作」。這個數字忽略了那些因絕望而退出勞動市場的百萬人潮，也不會揭示工時不足或薪資過低的「就業不足」情況。

隨著就業機會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尤其是零售與觀光餐飲等領域，對於工時不滿的勞工比例也持續攀升。被迫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是年輕人、低教育程度者以及少數族裔的共同難題。

製造業優質職缺的流失，是造成美國貧富差距惡化的關鍵因素之一。

沒有任何一項統計數據能比這項研究來得更刺眼：2019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經濟學家加柏列・祖克曼（Gabriel Zucman）與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算出，美國經濟底層有一半的家庭「淨資產總值」竟然是負數。

另一項令人擔憂的就業問題是地理位置。隨著製造業工作機會轉移至郊區，許多原本在城市工作的勞工即使願意，也無法跟著搬遷。因為「反向通勤」得要有車，但對許多人來說，這根本是奢侈。另一方面，他們在市區的房產往往只能以低價出售，而郊區的房價節節攀升，讓他們望塵莫及。（延伸閱讀｜如何謀殺一座城市──錢都拿去繳房租了，誰還叛逆得起來？）

又例如北達科他州在壓裂開採頁岩油氣的熱潮期間，曾是熱門的就業地點，但要把握這類機會，得具備高度的地理流動性。然而，美國人如今的遷徙能力日益下降。2005年，在北達科他州油田任職的工作者只有三名是黑人；到2015年，這個數字增加到600人。雖然這是一個巨大的百分比變化，但對於整個美國上中西部地區的就業狀況而言，幾乎沒掀起任何波瀾。

在製造業城市如拉辛，那些為了擁有一間房屋而奮鬥數十年的家庭，往往被自己的房產困住，因為這些房屋在市場上乏人問津，即便找得到買家，價格也過低，無法支應搬遷所需。許多上班的母親需要倚靠大家庭來協助照顧孩子，才能勉強維持收入，於是核心家庭瓦解，社會結構也變得更加複雜。（延伸閱讀｜日薪104元不能上街罷工！美囚犯淪政府「奴工」 打火、鏟雪都得做）

究竟是什麼造就了美國工人階級長達數十年的相對繁榮，又是什麼導致了後來他們那有據可查的衰落，這點在學術界與大眾出版品中都有深入探討。

專研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法國經濟學權威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學術論述中指出，雖然經濟大蕭條以及兩次世界大戰確實發揮了某種平等化作用，但他認為，戰後黃金年代最主要的功臣，是「刻意設計的政治政策」。

同樣地，今日所得不均急速擴大的現象，他也歸咎於政治政策的改變。

皮凱提與其他學者普遍認為，當今美國勞動市場的最大特徵，就是最低工資與高階主管薪資之間的巨大差距。他甚至形容，這種落差「很可能比歷史上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時期都還要嚴重」。

通俗文學方面，傑德・凡斯（J. D. Vance）的回憶錄《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除了描述一位底層出身者如何憑藉自身的堅韌與才華走出困境，也呼應保守派的一種觀點：收入不平等的底層境遇，至少有部分是自作自受。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莎拉・斯馬什（Sarah Smarsh）的回憶錄《中心地帶：在地球上最富有的國家努力工作和破產的回憶錄》（Heartland: A Memoir of Working Hard and Being Broke in the Richest Country on Earth）。該書入圍2018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她以自己在堪薩斯州成長的經驗，詳述制度性的障礙與社會力量如何強化貧窮的惡性循環。

無論立場為何，世人最常提及導致高薪、高福利製造業工作流失的原因，不外乎移民、全球化與自動化。（延伸閱讀｜歷史上科技多次顛覆工作型態，這次AI浪潮為何格外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