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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的世界裡，產業界和學術界了解彼此的差異，會努力互補。但在現實世界，要縮小差距並不容易。
學術界和產業界最大的差異，在於時間觀念與風險承擔。就我的經驗來說，大學中「奇特」的創新，大抵是由好奇心所驅動，或是源於偶然的發現。為什麼？因為一般而言，學術界的人沒有最後期限的壓力，不必搶先上市以擊敗競爭者，不必擔心下一季的損益表，或是明年的新產品，就算沒有創新，也不會有失去市場的風險。
因此，學術界的時間觀為基礎研究敞開大門，可以在好奇心的引領下，慢慢探索，或是等待機會降臨，沒有時間的壓力，只希望產出改變世界的結果。事實上，未來革命性的貢獻，比今日持續增長的進步更有價值。
創新的自由
三十年前，我們在史丹佛展開MIPS計畫時，由於半導體的發展和摩爾定律，我們知道自己已踏入微縮科技時代，機會之門也為我們開啟。英特爾（Intel）和摩托羅拉（Motorola）都指出，微電腦架構已經成熟，產品設計可縮小，最後只需要一、兩個晶片就可以了。
這種新的晶片就是微處理器，它改變了科技世界。但是在史丹佛，我們看到的現實是，儘管微處理器是革命性的產品，最初的版本卻是為了上市勉強做出來的。
英特爾和摩托羅拉為了搶占上市，做了很多妥協。相形之下，我們不必妥協，也不必擔心相容性，我們有完全的自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這是在大學實驗室做研究的先決條件。我們能提出大問題，像是：如果迷你電腦或是主機的設計，並不適用於微處理器，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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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我們研究出精簡指令集（RISC），對電腦和電玩產業影響甚巨。如果你的年齡超過二十五歲，必然使用過含有MIPS晶片的電子裝置。
商業界能創造出像MIPS晶片的東西嗎？也許總有一天可以做到，但我們打從一開始，就能設計出比較創新、完整的解決方案，這也是業界願意採用的重要原因。
我們雖然自由，但失敗的風險也比較大，或是做出來的東西不實用，但在大學裡，你可以承擔這些風險，展現知識的進步，從風險中獲益，還不必面對太多不利因素。然而，研究帶來的漸進改良，鮮少受到關注。
技術轉移對大學而言是個難題。首先，大學必須確認，哪些研究成果具有真正的商業利益，才能無痛轉移。同時還要面對衝突，因為技術轉移是任務中重要的一環，也是創造收入的機會，有好幾所大學為了利益，而跟公司對簿公堂，認為公司使用的專利應歸屬大學。
學術界與產業界如何相輔相成？
所以，以大學為基礎的創業投資基金、創業育成中心，以及研究商業化計畫日益增加，都是為了幫助創業家，同時保障研究機構的利益。
從另一方面來看，公司常陷入創新不足的窘況。很多產業界人士發現基礎研究很燒錢，回收遙遙無期難以為繼，也因此無法持續創新而受挫，面對屢屢出奇致勝的新創公司，不由得倍感威脅。
公司如果想要建立像大學那樣的研究實驗室，很快就會失去耐心，無法容忍研究人員漫無目的探索，或會要求研究人員，搞出能帶來收入的東西；反之，如果大學過分要求研究人員，致力於能賺錢的研究計畫，就很難有重大的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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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與產業界兩種文化幾乎不相容，但也許是經濟需求使然，學術界與產業界交疊的地方變多了。
我曾在矽谷創業，也是學術研究人員。我不能為別人代言，但可以告訴你，我做了什麼。
就我在矽谷的經驗來看，我得到的結論是，史丹佛的角色主要是促進最初的發現或創新，以及教育學生成為成功的創業家。有鑑於大學資源豐富，法律協助、天使投資人與創投者，比比皆是。史丹佛至少在資訊科技方面，會透過育成中心等類似組織，盡可能不干預技術轉移的過程。
身為大學校長，我努力在研究與商業利益之間取得平衡點。首先，我確保研究的開放性，使公眾受益，如果能有金錢報酬，亦講求取之有道，藉此支持未來的研究。
我看過很多很多大學設下各種限制，即便在育成中心浥注重金，卻限制師生參與新創公司，阻止新創事業，或者以種種官僚做法設下阻撓，甚至要求高額權利金交換智慧財產權。
長久以來，史丹佛領導團隊都認為，大學應該致力於創建有利於新想法發展的環境，而技術轉移就是轉移技術，不是像吸血鬼般榨取創業團隊的心血。
再者，我個人相信，由於多數大學研究至少部分是由政府資助，如果大學發明了有益人類生活的東西，就有責任讓這項發現得以活用。這是大學的道德義務，不該淪為生財工具。
這種道德立場其實有實際優勢。史丹佛一直允許師生追逐創業的夢想，這所大學才能成為新創公司的搖籃、大學生創業家的聖地。這樣的成功孕育出更多的成功，因為我們早已刻意消除所有的障礙。
（責任編輯：程遠茜）
書名：《這一生，你想留下什麼？》
作者：約翰‧漢尼斯（John L. Hennessy）
譯者： 廖月娟
出版：天下文化出版
出版時間：2018/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