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什麼是「智慧」？
蠻荒時代在叢林中行走的原始人，若聽到背後有樹枝斷裂巨響而不懂逃跑，他就不會是你祖先了——智慧，是生物特有的生存本能，包括對環境的敏感度、學習力、適應力、因應彈性，還有高等生物才有的思考能力。
然而，城市不是生物，會有智慧嗎？
管理大師聖吉（Peter Senge）提出的「學習型組織」（learing organization）理論，可說是最早把組織比喻為「會學習的生物體」的主張。
學習型組織，是指一個對環境變化察覺力強、且調適快速的組織。
如果一個城市有過多死板的SOP、一體適用的規定、盲腸流程⋯⋯就算是「不聰明」的城市。因為，它限制了人在環境中的理性決策空間。
舉例來說，早期在都市交通繁忙時使用「調撥車道」，可說是「智慧城市」初期的典型措施。
調節繁忙交通的「調撥車道」，是智慧城市的典型措施。圖片來源：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又比如，因為防疫的一體性要求，導致全台灣要陪疫情較嚴重的雙北「坐牢」所引發的爭議；這幾年，國際城市的智慧城市評比排名變化，也反映了每個城市的疫情管理績效，及城市面臨挑戰時展現的應變及適應能力。
部分智慧城市的迷思，也源自對「智慧」的定義，如過度強調科技的重要、將城市治理包裝成科技問題等。回到原點，組織或城市的「智慧」，並不等同科技，而是如何善用科技——除非科技能助長智慧。
2. 誰來定義、推動與享受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通常是由需求者來定義，並帶有現代主義偏見。
在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推波助瀾下，愈來愈多趨同的智慧城市理念與基礎建設，有助減少企業全球營運的成本。而智慧城市快速被廣泛接納，也多少得益於後全球金融危機時代，政府部門預算緊縮，跨國公司亟欲尋求新技術、開發新市場。
可以說，智慧城市與BOT的流行有相同背景。
此外，智慧城市的知識源自國際著名大學，智能技術應用也多由國際企業的商業利益驅動——它們提供技術、主導數據收集和存儲，並向全世界兜售加值的數據和相關服務，也為工程師和資通訊專家提供課程。
於是，在「智慧」的包裝下，私人公司承包大量公共服務。例如，思科就聯合三星、LG等大廠，建設了韓國松島國際都市。
此外，隨著公共問題的全球化，智慧城市的趨同也有助全球化治理。政治人物，尤其是市長，更需要透過智慧城市績效的光環，進行國際行銷與爭取選票，官僚組織也可以消化預算。
媒體也是智慧城市轉型的推手，可引領話題、增加讀者；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也可以在推動智慧建築或都市更新的城市中獲益。
在上述強勢利害關係人的界定、主導下，被結構性排除在外的，可能是關心「燈亮、路平、水溝清」的草根市民；他們真正需要的，可能是「適當的城市智慧」與「宜居的智慧城市」。（延伸閱讀｜台灣哪個地方最適合改造成智慧城市？｜林一平專欄）
3. 智慧城市評比到底多重要？
智慧城市，需要技術一致性和包容性的系統；目前的發展項目，多是由國家、地方政府、NPO或私部門創建，有自己的議題和偏見。
智慧城市評比，由標準化的客觀指標所引導；意見來源除了市民問卷調查，更多是來自精英——智慧城市的評比成績，除了市長、政黨的政治用途，多是對「客觀資訊」需求殷切的學術單位、企業投資者、跨國企業等。
因此，智慧城市在指標導引下，會產生「指標要什麼，我就提供什麼績效資料」的「不聰明」現象，第一線官僚行為尤其受影響。當市政府或市長的城市願景訂定不當（沒有「do the right thing」），或缺乏量身製訂的策略時，就會產生這種類似「考試領導教學」的災難。
然而，一般市民享受的，是支撐食、衣、住、行、育、樂的活科技基礎建設。這種隱形功能造成的寧靜幸福，很容易習焉不察（生在福中不知福）；因此，市政府針對一般市民打造智慧城市的績效，也必須適度行銷。
此外，庶民對智慧城市的想像也與精英不同，如同腳邊玫瑰與天邊彩虹。為落實全民的智慧城市理念，一個較具涵蓋性與包容性的智慧城市內涵，是必要的。
4. 科技智慧有那麼神嗎？
當年戶政服務導入資訊化，戶籍謄本可列印不用手抄，讓「為民服務」邁向新里程碑，「志工奉茶」又把服務品質推進了一步。大家一度以為戶政是最優秀的公務機關，其實，它是電腦化的直接受惠者。
不過，電話語音剛施行時，被批評沒有人味；疫苗注射要老人上網登記，也被罵到臭頭。我們不禁要問：科技有那麼神嗎？
智慧城市的簇擁分子樂觀主張，採用更新、更精良的科技，是改善都市的最佳方法；但背後的哲學問題，如科技應該如何設計？該促成哪些社會效益？卻鮮少討論。
戶政作業導入資訊系統等科技，提升服務品質。圖片來源：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一書提到「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提醒「科技有色眼鏡」的危險性；著有《反對智慧城市》（Against the Smart City）一書的亞當・格林菲爾德（Adam Greenfield），是最早針對智慧城市提出尖銳批評的人物之一。
洛桑管理學院全球競爭力中心主任布里斯（Arturo Bris）曾表示，「智慧城市不只是採用新科技，而是確保實質改善民眾的生活。」成功的智慧城市取決於技術如何支持基礎設施？部署在哪？技術是否充分利用？用在正確的地方嗎？執行是否正確？
智慧城市的真正價值，不在政府佈建的網路或開發APP，最重要的是「深入洞悉」市民的需求，而非「粗淺瞭解」。
智慧城市的建置，更需要加入使用者經驗。舉例來說，台北市可能是全世界監視器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使市民的戶外行為無所遁形。雖然有效提高犯罪破案率與維持治安，但城市變聰明了，人權卻受損了。
智慧城市的發展，很大成分是科技所迫；太有智慧也有缺點嗎？聰明也是一種罪嗎？也許我們該多探討科技樂觀主義的問題，尤其是在大家都「被智慧化」的時代。（延伸閱讀｜守住新冠疫情，卻丟了隱私？科技防疫的七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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