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如何融入更具包容性的市民主義？
許多城市透過智慧城市計畫，根本改變城市的居住型態、交通模式、物理空間，甚至治理內涵；使市政府的公共性被稀釋，市民也失去主體性，成了智慧城市運作的客體。
真正的智慧城市，是以市民主義為本，因應市民需求而生。規畫之初若不清楚代表性的市民需求，或城市特殊發展需要，可能會一昧追求高科技應用。然而，智慧生活科技不應求最高端與最新，而是最貼近需求——「為誰而智慧」的責任動線必須清楚，最好的途徑就是做到「傾聽式的政府」。
台北市府曾被詬病偏重城市治理的「幾何秩序」，亦即強調公權力與命令，來排除阻力與規範市民行為，例如惱人的垃圾不落地政策、計劃性減少路邊停車位等，均引起居民普遍的困擾，造成府、民的對立關係。
台北市為維持市容實施垃圾不落地政策，卻引起市民困擾。圖片來源：台北市環保局
生產力高的人桌面往往亂七八糟，但他卻清楚各項資料的位置——這種看似混亂的「生活秩序」，就好比城市的老舊地區、流動攤販；政府必須尊重城市發展的歷史軌跡，不貿然進行激進改造。
市府對於政策工具的創新，可善用「推力」（nudge）概念——它是一種運用行為經濟學原理，設計出有效導引民眾行為的政策工具；在保有行為者的選擇自由下，不透過金錢誘因或強制力，來改變民眾行為。
這種「輕推的力量」，能助人做出對自己或公共更好的決定，使市民樂於與市政府站在「我們」的共同體角度，發揮公民行為。
比如說，為傾聽使用者心聲，進一步確認用戶使用體驗。Google便由專職研究人員透過一輛行動廂型車，在全美主要城市走透透，透過實際與民眾互動，確認用戶實際需求，進而改善服務品質。
欲成為「傾聽式政府」，1999整合性客服專線，正是收集、分析與建構民意地圖的最佳手段。
6. 具社會正義感的「智慧公民」，重要嗎？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實現公義，彌補正義缺口。「縮短數位落差」的聲響未歇，馬上要面對「AI落差」議題。
智慧城市以人為本，始終要與市民需求相連；善用資通訊設備，也是為了達到顧客導向的「3F」效果：
flate，讓行政官僚組織運作更扁平化；
fast，讓行政效率更快；
friendly，讓科技使用更友善。
過去，「大家一起來」只是一句口號，現在已是日常。透過物聯網，智慧城市更能實現全民參與、相互分享與共同打造城市願景的目標。
發展智慧城市，要重視都市特有風情與市民DNA；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最重要的競爭利器也是高知識水準的人民。
舉例來說，瑞典斯德哥爾摩推動智慧電網的城市建設，便將民意納入規劃設計優先參考；社區資源回收或廢棄物處理方式，也是由市民投票決定。
而北歐興起的「真人圖書館」（ Human Library），則讓活生生的真人可供「借閱」。最受歡迎的借閱者竟多是社會邊緣人士，如變性人、脫衣舞孃、吸毒者、更生人等。
借閱者透過深談，瞭解他們人生閱歷的同時，也不再認為他們是「壞人」，而是照不到陽光、更需被關懷的人——進而紛紛發起運動，希望政府以更多公共政策協助他們，不僅化解歧見，還促進族群融合。
一個偉大的城市，不是看它如何為精英錦上添花，而是如何為弱勢雪中送炭。智慧城市應有具道德感的聰明市民，除了關心自己的權益，也關懷弱勢族群，引導政府彌補社會競爭的福祉差距。
因為，智慧城市就像有智慧的生物體，內部每個次級系統都須健全；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是永遠不會安寧的。
以上種種，都需要具社會正義感與公民意識的高尚市民來實現。（延伸閱讀｜吳奕軍專欄｜5G、人工智慧超先進又如何？智慧城市少了這項關鍵可能功虧一簣）
7. 如何透過跨域、協力，增加城市智慧？
腦力激盪、集思廣益，是增加集體智慧的最古老方法。城市無法靠自身轉型為智慧城市，政府必須建構許多「創新生態系統」或協力平台，讓科技廠商、大學、市民團體等等不同領域的關鍵領導者、協力夥伴加入。
政府可以透過平台，與這些人共同想出創新方法來解決城市問題。
台北市政府資訊局就建構了「台北智慧城市協作生態系統」，進行概念性驗證（PoC，Proof of concept）；政府由上而下出題，產業解題，扣合政策方向設定PoC情境，徵求產業創新解決方案；另一方面，產業由下而上自提創新實證，透過PoC模式提供場域與機會，推動創新智慧解決方案。
最後，再透過開放多元管道及舉辦市民參與活動，鼓勵公民參與，引入創新思維，協助台北市政府各局處智慧城市相關計畫政策擬定發展方向。
台北市政府凝聚公私部門資源，透過PoC模式打造智慧城市。圖片來源：台北市政府資訊局
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折舊快；除了樂於學習的個人外，建構「學習型組織」、進而邁向「學習型社會」就很重要。相較於擅長硬體的智慧城市，學習型社會應該是與其並駕齊驅、相輔相成的重要軟體。
畢竟，跨域、協力、學習，是智慧城市最重要的精神。
智慧城市的領導重要嗎？
組織行為中的「領導替代」（Leadership Substitutes Theory）理論指出，在某些情境下，「領導功能」沒有想像中重要。例如，當成員素質高、處理的多是例行公事時，員工與組織文化可以部分取代領導者，不會有「老闆不在隨便賣」的憂慮。
公部門的領導替代情況最明顯，即便長官請假好幾天，組織也不容易出亂子。
但新冠肺炎肆虐以來，國內外各城市首長的領導風格差異，深深影響智慧城市排名。台灣22縣市，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條鞭的指揮下，亦多見市府首長發揮自己的特質或偏見，顯現不同抗疫風格。
在AI時代的城市治理，領導的功能異常重要。
「智慧社區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是美國NPO「世界電信協會」（World Teleport Association, WTA）所成立，自1999年提名新加坡成為第一個年度智慧城市後，世界各城市紛紛加入評比行列，以取得ICF獎項為推展智慧建設之驗證。
ICF提出智慧城市的三項關鍵成功要素：
- 協同合作（Collaboration）；
- 領導（Leadership）；
- 永續性（Sustainability）。
其中，成功的城市領導者要有卓越洞察力，有致力改善社會經濟、社會福利的企圖心；面臨挑戰能找出創新突破政策，並設立願景，有效率達成。同時，建立一個協同合作的環境，鼓勵企業和民間機構共創多贏的合作夥伴關係。
總之，住在「福慧雙修」的台北市，讓人有一種得天獨厚的幸福感；但別忘了幸福背後的淡淡憂傷——作為全世界認識台灣的最重要櫥窗，祝福市長、市府單位、市民越來越有智慧，越來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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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府、廠商要高科技，市民只想水溝清？
#3 偉大城市的最美風景：關懷弱勢的高尚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