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許多有趣的案例提醒我們,社會信任是城市規劃的關鍵要素,建立社會信任不但是基本工作,且是關鍵工作,甚至對實現城市藍圖有加乘效果。
講求互信合作的「浮地模式」,成為荷蘭的勝利方程式
荷蘭阿姆斯特丹北郊的Buiksloterham曾是老舊濱水工業區,是著名的天然氣和石油商殼牌公司、飛機廠、造船廠,及多種製造業的據點。這些公司廠房遷出後留下一大片污染區域,市政府想將其開發為綜合居住區,藉此建立循環經濟、循環城市之範本。
阿姆斯特丹市府與顧問公司合作,以特殊建築標準將Buiksloterham開放給競標者使用。他們捨棄一般詳細規則,對該地區定了寬鬆的「發展」原則,允許住商混合用途及建築格局之自由度,但是要求必須肩負循環經濟及修復區域的功能。
這種創新專案中,有參與者在改造後的船屋中設立辦公室、咖啡館。而住民們曾經在此建立藝文空間,以低成本吸引了知名的文化創意企業,區域文化氛圍猶存。
五年前,此區域開始吸引大批新居民,到2023年預計有3,000單位住戶,其中,許多住屋是DIY自建,儼然在寬鬆的管理環境下形成了有機成長的社區。
許多專家認為,Buiksloterham的成功復原,受益於荷蘭高度的社會信任文化及最低程度的官僚制度干預。這段協作規劃與重建過程,也給了參與者積極共創(Collaboration)的經驗。
本案例反映出荷蘭高超的水域管理能力;而荷蘭人為求生存「與海爭地」「人定勝天」的治水歷史,似乎也孕育出產官學與公民合作決策的均衡文化。
這種「浮地模式(The polder model )」(荷文: poldermodel) ,協助荷蘭人征服大量低窪區域。浮地模式更成為一種「荷蘭式」的成功溝通規劃方程式,各級政府自主監督負責的領域、橫向溝通,不必等候上級指示,上級官僚體系也盡量不介入。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農業及食品處處長史安東(Anthony Snellen)去年來台受訪時便自信強調,現在polder model在英語裡還查得到,意思就是:「有人不合作,一切都成空。」
【延伸閱讀】從核廢料事件 向北歐學:透明、公開、建立信任
建立社會信任文化之路,是一場耐力長跑
這種社會信任文化,能夠鼓勵更靈活、實驗性強、高度自主的城市規劃方法。在解決問題的談判、計畫與執行間,也能強化信心與創造力,進而完整了社會信任的良性循環。
世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去年研究,捷克布拉格歷經後蘇聯時代的社會裂痕及民主轉型陣痛,並且承受類似台灣曾經歷的公地大規模私有化、外來資金炒地皮的腐敗與不公,導致官商公民的衝突嚴重。
成長中的布拉格正在建立社會信任,然而,政經發展相對成熟的台灣,數十年來仍面對相似的過程,可見要建立成熟的社會信任倫理文化,艱鉅而漫長。
【延伸閱讀】微軟、Google人工智慧都出包 歐盟搶時機推倫理準則
科技日新月異,社會信任關係將更複雜
未來數位科技、人工智慧等在城市應用將更深廣,也使得社會信任與倫理文化的演變更趨複雜,甚至已經威脅道德問題。
例如,在倫敦,人工智慧、數位自動化及機器學習系統正迅速影響公共管理領域。好比日常生活中的客戶服務、交通系統、安全系統和圖書管理系統等,而政府也已在試驗無人機、自駕車、智慧路燈、臉孔監控識別系統的實用性。
單以人工智慧為例,為了提升決策效率,也確保負責機制,城市人們需要積極瞭解此技術,同時,也應警惕缺漏,避免因些微數據誤差導致重大危險。
以上皆為數位時代大勢所趨。面對其涉及的社會信任、倫理文化、道德安全及相關法律規範,我們必須積極應對。
迎向未來時,我們更仰賴社會信任,也就是公民對城市規劃的信心。及早邀請公民參與開放溝通與設計,或拜數位科技所賜,跨國境數萬人參與的大規模共創經驗也已臻成熟,可據以累積社會信任之經驗值,讓未來城市規劃更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