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要怎樣的中正紀念堂？
中正紀念堂的空間轉型爭論，無疑是台灣近20年來重要的超大／鄰里尺度（Mega／Neighbor Project）的空間議題。
在層疊的複雜歷史過程中，統治群像、日常生活、市民社會的社會動員、藝文休閒等多重交叉在許多人的場所記憶之中，這裡是外國觀光客在台北最常參訪的地點之一，也是周遭居民的鄰里日常活動的場所。
從都市的角度，中正紀念堂園區是市中心大型的開放空間，是人們得以在爭高恐後的天際線競賽中，稍稍得以獲得喘息舒緩的地點。中正紀念堂更是轉型正義訴求重中之重的標的物，昔日台北最高的超大仿宮殿式建築，以及巨大尺寸的蔣公銅像，今日成為中華文化的再現與維繫之處或是威權統治象徵。
對於中正紀念堂園區的未來，如何達成社會共識，是民主社會必須承擔的成本；為讓每個意見都被尊重，更需要的是發言而非沈默。建築空間專業團體在2022年中發起的中正紀念堂園區新願景概念競圖活動，共收到142件海內外作品，將在8月25日至9月10日間，於空總舉辦展覽及相關活動。
這些豐富多元的創作作品，將帶給大家不同的視覺體驗。海內外提案者們的集體吶喊，邀請社會大眾從二元對立式的語言，進一步結合空間的想像力，推動更廣大社會參與共同思辨的機會。
本系列文章，將是一系列配合空間提案的功能論壇，邀請幾位對於中正紀念堂園區未來功能有不同主張的倡議者，在建築形式與空間紋理之外，提出不一樣的使用機能以及全新的意義詮釋；從整體主題，多重機能的交互參照，如何在這個首都核心區，可以回應過往的歷史，發展出符合當代期望、進步社會價值與朝向未來的首都形貌。（張維修）
1980年4月4日，一座中國祭堂形制的高聳建築物在台北鄰近總統府中心地帶落成——它叫「中正紀念堂」，為紀念五年前去逝的獨裁統治者蔣介石而建。統治當局試圖將之塑造成永久紀念、崇拜蔣介石之精神象徵，此後它儼然是台北的地標。
起初，這空間是個威權儀典空間，連作為市民的公園遊憩功能都隱約受到限制，只有官方主導之威權儀典功能充分發揮，直到1980年代後期才出現改變。隨著政治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民間社會的自主活動突破管制，進駐紀念堂堂體外的空間，威權空間開始鬆塌，最有名的是1990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
然而，即使經過持續的衝撞，「中正紀念堂」主體紋風不動，仍沒有褪去前近代帝王陵寢之形制與內核，牌坊、神道、祭堂、配殿等格局俱在——高聳的「祭堂」矗立在園區「崇拜」之核心位置，「崇拜」的對象正是充滿爭議之統治者蔣介石。
民主化以後，轉型正義的觀念逐漸被重視，「中正紀念堂」作為獨裁者之崇拜空間的定位，愈來愈受挑戰，更多的人視此為殘留的威權象徵，是一個不義空間。
在民主國家的首都中心，矗立著一個崇拜獨裁者的陵寢形制「紀念建築」，幾乎絕無僅有。這樣的不義空間之所以能肆無忌憚地存在，正是威權無所節制、威權殘遺不曾死絕，而我們無能或不曾說「不」有以致之。人對「轉型正義」之企求，正因內心良知對「不義」之儆醒、惡感使然，儆醒我們不要再重蹈過去的不義作為。
隨著台灣邁入民主化，越來越多人認為，中正紀念堂是崇拜獨裁者的不義空間。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然而，儘管轉型正義的潮流日益壯大，但威權體制長久塑造「中正紀念堂」為精神象徵的殘餘意識，仍深入部分民眾心中，使得這個不義空間如何轉型的問題，充滿爭議對立。這是台灣民主化以來一個未完成的時代課題，如夢魘般糾纏著人們的思想。
1990年代，立法院曾討論過遷建事宜，甚至通過了預算，但最後因爭議而胎死腹中。當時，我在立法院和一些同仁先後舉辦過兩次公聽會，並提出一個思考方向：把作為威權象徵的「中正紀念堂」轉型為民主的劇場、人民的場所，將長久困於房舍問題的立法院遷建於此。此議雖然空留紙上聲，但很高興在新世紀以後，看到一些建築、都市專家從專業立場提出類似且更詳細的意見。
佔地廣達25公頃的「中正紀念堂」現址，從清治以來，經日本殖民統治、國民黨軍事威權統治，一直是屯兵、練兵、統兵之所在，是統治者的場域、是鎮制力量的基地。1970年代初，原本計畫要在這裡開發商業經貿中心，但因蔣介石去世要蓋紀念堂，挑中這塊地，本來可能發展成社會性之空間場域的「營邊段計畫」遂胎死腹中，這裡仍然是統治者的場域，以迄於今。
我們提議立法院遷建於此，是想藉象徵人民意志之國會殿堂的遷建，將此地的空間意義給予重新的詮釋與翻轉，使其從威權統治者的場域，實踐地翻轉成為展現人民意志、人民力量的民主公共空間。也展現民主時代下的台灣公民是如何想像與定位自身擁有的權力與所處的國家地位，進一步使台北的地景空間，獲得進一步翻轉的新契機與新動力。
德國哲學家尼采曾說：「建築是一種權力的雄辯術」。建築、空間布局的背後，不但有著複雜的政治、社會意涵，更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意涵。建築記憶著歷史，更可能創造著新的歷史表現與記憶。正如一些建築評論家所強調的，作為一種特殊功能、型態的建築，「議會建築以空間形式反映了一個國家希望自己如何被看待」。
從空間配置的權力意涵來看，所有的公共建築都具體地表徵出都市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權力分配關係。立法院實質就是我們的國會，但長久以來從議會建築的整體來看，不只基本功能不符現實需要，且在歷史與空間的稜鏡折射下，曲折地透顯出一個尷尬的圖像：一個戰亂流離時的「臨時歇腳處」，一個歷史偏安心態下的拼湊建物。
立法院建築的功能與空間配置，漸受質疑。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這樣的困窘之境歷時70餘年，愈來愈多人認為國會殿堂之遷建必須嚴肅以對了。本屆立法院成立後，院長游錫堃重新推動遷建議題，說明了這一點。從上述的期望來看，未來的國會大廈不應僅是一個符合問政需求的硬體建築而已，也應該期許能具體地展現出民主時代人民的意志與力量。
如果能將「中正紀念堂」轉型為國會殿堂，其歷史意涵正是將威權象徵翻轉成屬於人民的民主公共空間；同時，更可藉由這民主公共空間的創造，啟動首都新一波都市空間再造。這「首都之心，城中轉正」彰顯的正是歷史象徵意義的翻轉。
更重要的，威權時代建成的「中正紀念堂」，匯聚錯綜複雜的對立意識，有景行其崇拜象徵之空間意涵者，更有敵視這樣的空間意涵者，族群的、政黨的、歷史的對立意識都潛存在這詭異多樣的空間意涵下，不易真正解消、轉化。
20世紀重要的猶太政治思想家、曾於1961年在耶路撒冷旁聽審判納粹分子艾希曼的漢娜．鄂蘭（H. Arendt），在建構其行動哲學時指出，寬恕是用來解消過去的行為（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懸在每一新世代的人的頭上），只有通過持續的相互寬宥，才能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中解脫，讓寬恕者與被寬恕者都從行動的後果中解放，並且用承諾來約束自己，在未來這不確定的海洋中建造安全的島嶼。而報復，只會使對立無休止循環。
漢娜．鄂蘭的思考，對民主化已超過30年、但對立意識仍深的台灣，是很值得深思的。也就是說，我們恐怕只有通過民主大和解的轉化，跳出對立、相互寬宥、相互用承諾約束自己，才能在未來這不確定的海洋中建造安全的島嶼。
要達到這目的，今天台灣留下的兩個歷史問題，也是兩個現實問題：即立法院「臨時拼湊」，以及「中正紀念堂」之去威權的轉型，也許可以合起來考慮，試著以相互寬宥對方、相互約束自己的實踐來解決：一方面以「中正紀念堂」之開闊空間解決國會遷建之現實問題，一方面在去威權、滌清威權殘遺，一方面深化健全國會運作的實踐下，在未來這不確定的海洋中建造安全的島嶼，也即建造一個充滿生機、有活力的民主政制。（延伸閱讀｜以「首都行動」，同時解決立院設置與中正紀念堂正當性爭議）
近代議會的嚆矢是古雅典。那時，「民主政制的建立，使公共辯論、集體決斷和共有的公民參與思想，成為政治實踐的核心要素」，而這些都是在公開場合進行的，雅典衛城西側的普尼克斯山（Pynx）就是最早的公民大會集會所之一。在古雅典，作為公民，不只是成為城邦社會的一份子，也是一項以成為一名觀眾來實踐政治參與的政治行為。當他坐下來當一名評估、評判的觀眾，就是在以政治主體的身分參與。
若將中正紀念堂轉型為國會殿堂，不僅解決國會遷建問題，也能翻轉歷史象徵意義。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台灣人民要在實踐中完善我們粗具形式的民主政制，就是要在實踐中建造、深化那種公民以政治主體的身分，參與公共辯論、集體決斷和共有的公民參與為核心要素的民主政制。這樣，通過民主的政治過程，將原來具有帝王封建空間意涵的「中正紀念堂」，轉化成涵容各族群、各政黨、各種歷史情懷的民主公共空間，這是真正摶塑出新台灣的意義創造。（延伸閱讀｜中正紀念堂如何轉型？景觀建築教授侯志仁：開放公民參與更重要）
如果說，將「中正紀念堂」轉型成民主公共空間是朝向未來的承諾，那實踐這一承諾的政治過程就是現在，而基於相互寬宥的精神，也許可以在新的國會園區中建造一座憲政博物館，展現行憲以來的曲折，讓缺憾還諸天地，也是對過去的寬恕，更讓人們從過去記取教訓！（延伸閱讀｜建築師呂欽文：負面事物的存在，也可構成正面教材｜明日的中正紀念堂）
延伸閱讀：「你想要怎樣的中正紀念堂？」系列
#1 民主的多重宇宙：實踐日常生活中的空間解嚴
#2 除魅與安魂：消除威權恐懼，護衛追求勇敢的精神
#3 將「威權象徵」翻轉為展現人民意志的國會殿堂
#4 歷史之刺與民主之盾：關注人權與權威政治的公民教育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