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紀念堂地景奇想
首都台北精華區有塊25公頃土地。日治時代原是軍營，1970年代打算蓋經貿園區；但總統蔣中正過世後，一棟藍瓦白牆的「中正紀念堂」矗立其上，直至今日。
40年來，台灣從解嚴邁入民主，肅穆的園區成了學運與抗議遊行集合地；人們在兩廳院間的空地聽演唱會、練樂團、跳熱舞；「大中至正」牌樓也改成「自由廣場」，似乎更符合這裡的氣氛。
如果中正紀念堂不只是「紀念」，這塊土地還有什麼用途？什麼樣的首都圈，才能向世界展現台灣價值？其他歷經殖民獨裁的民主國家，又如何在首都展現那段歷史？
與好朋友在討論一些當前社會爭議，老覺得掉入政黨與認同的糾結，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把想法做了一些整理，我覺得，我們得用更前瞻的態度面對問題。
立法院遷建與新國會議事大樓興建的問題，以及自由廣場與中正紀念堂的問題，最近又重新占據了媒體版面。
立法院遷建真的是老問題了，一個屬於國家發展的重大議題，卻在政治的泥沼中糾結沈淪，多年的尋覓，竟然沒有結果。中正紀念堂也不是簡單的問題，背後不只是政治意識型態與認同的糾結；回歸都市空間發展與使用合法性、正當性角度，這個園區雖已更名為「自由廣場」，但是否為台北這個都市最佳的空間表現方式，顯然還有討論空間。
現在討論的議題上，有人提出，將立法院遷建與中正紀念堂改建的議題連在一起談，顯然提供討論這些糾結問題一種新的可能。然而，如果不希望討論再度淪為無效的社會軌跡、成為歷史洪流中的八卦，有一些基本問題還是必須嚴肅面對。
新的行動，我們必須建立起一個符合社會的共同利益、能引領台灣這個國家向前發展的命題與論述觀點。
一、爭議背後的都市定位課題
立法院遷建無法定案，不是政黨的問題。政治上經過不同政黨執政，都做過同樣主張；基本問題看起來，似乎是找不到合宜都市土地。
這種結論看起來無奈而可笑，卻曝露出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我們只是要一個叫「立法院」的功能機關？還是需要一個能代表「國家主權」與「首都格局」的立法機構？兩者背後空間行動的邏輯，是完全不同的層級。
想像一下，如果客廳是一個有「身分與格局家庭」的重要門面，我們會因為沒有適當空間，而將這種重要的空間隨意配置或棄置嗎？還是我們應該認同這個空間的重要性、正當性與合理性，對整個家庭「空間格局」進行必要的定位、重組與配置？
立法院在台北找不到適當的空間，正好曝露出台北一直有首都的實質地位與功能、卻沒有正確處理一個國家「首都空間格局」的機制。
在現實上，台北的首都功能被默認；但在政治實踐上，卻沒有被正式制度性定位。立法院有編預算，卻在空間佈局的實踐上，完全無法取得主體性的主張權，長年在台北剩餘的空間庫存中，便宜行事，將就地被對待。
回歸台北作為首都的功能，在都市空間格局的發展上，基本上是幾乎沒有空間邏輯的。各種機關的設置，缺乏整體視野，沒有回歸功能效益最佳化的整合；政府機構的位置，是依照土地所有權、財產權以及擁有者的發言權而被主張的。
先不說立法院，爭論中的另外一個要角中正紀念堂，原是被佔用的軍營，卻在特定歷史時勢上，一下子從原本規劃的都市商業經貿區計畫，突然變成了中正紀念堂。其合理性、正當性，完全沒有回歸一個城市發展的願景、格局以及市民最大利益的討論。
中正紀念堂原址為軍營，大片空地也曾被規劃為商業區。圖片來源：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官網
目前，立法院遷建的主張，也同樣充滿了隨機性與任意性。這種經驗，正好呈現了台灣在國家發展中，自我定位與國家格局主張之討論被忽略的事實。
合理性與正當性的建立，對立法院不僅現實功能上重要，更是台灣對世界宣告主權的契機。立法院的遷建，應回歸首都建設的論述與行動邏輯中，在一個能表彰國家精神、功能的首都中，展現台灣民主發展與進步的成果。
二、首都定位與行動是國家發展的歷史工程
世界重要國家對於首都的規劃，都是國家與都市發展的重大課題。以近代德國為例，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即是不斷與世界的糾結，也導致政權不斷的更替。根據文獻記載，幾乎每個階段的政權，都是透過「首都規劃」（柏林）行動，凸顯自己的正當性。
1990年兩德統一，柏林的第一大工程，就是首都重建；其中總統府、總理府、國會及政府機關的設置，是透過都市空間結構的再規劃，結合大規模國際競圖，一方面尋求在柏林歷史空間中，政府機能和代表性的最佳化表現，以及各政府機關位址與空間表現的最佳解決方案；另一方面，也將德國在統一後對世界權力結構中主權的主張，傳遞了出去。
這種首都再造的行動，是一種引導國家形象與能力翻轉的歷史工程，也替德國爭取到了與世界和解，同時保持自主性主權宣告的契機。（延伸閱讀｜【城市的轉型正義】德國・法蘭克福｜德國如何面對歷史傷口？）
三、立法院興建作為首都定位的行動
因此，台灣立法院的遷建，需要用一種新的角度來支持；它不只是一個功能性的場所，而是重新定位與論述台灣首都、台灣對世界展現主權宣告的歷史工程。除非台北市拒絕扮演首都的功能，否則，立法院的遷建應結合台北市的都市發展，從首都的定位角度，重新進行下世代空間結構布局的規劃。
從這個角度，自由廣場、中正紀念堂作為立法院場址的討論，因此有了高度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必須同時納入佈局討論的，還應包括總統府中軸線，以及愛國東西路以北的政府機關區，都應作為表彰首都計畫與行動的目標區。
在這個行動中，立法院建築的內容及被賦予的機能，也不能只是內向地從需求功能的角度來進行規劃；而要在詮釋整體首都空間格局的脈絡中，建立其應有的正當性、合法性，積極對於未來世代首都空間提出最佳智慧的表現。
四、自由廣場與中正紀念堂的再詮釋
這種新行動，並不代表自由廣場與中正紀念堂必須消失。首都行動，作為號召國家主體性與正當性的載體，本來就需要面對歷史；對於歷史過程的尊重、對於社會多元經驗的包容，本來就是首都行動最關鍵的內涵。
因此，立法院的遷建，必須包含中正紀念堂背後歷史事實與意義的再詮釋。這種詮釋的過程，必須以一種進步的方式，透過將全體國民當作權益關係人，以未來的共融共生為目標，進行一種全民共同書寫首都的行動方案。
相信透過這種能展現全然民主經驗與成就的社會參與式規劃，不僅立法院能在新的首都都市空間涵構中，恰如其分地宣誓台灣的主權，並表現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成就；中正紀念堂背後所代表的歷史經驗與記憶，透過形式、透過內容重組，也能在創新詮釋中，同樣成為台灣揭示世界普世價值的表彰。（延伸閱讀｜大安森林公園以前長這樣！台北人：住了30年現在才知道）
（本文獲作者授權刊登）
中正紀念堂地景奇想系列：
#1 以「首都行動」，同時解決立院設置與中正紀念堂正當性爭議
#2 脫離現狀第一步：從改變向銅像致敬的規格開始
#3 以「自由廣場」重新錨定台灣民主象徵
#4 不論蔣介石評價如何，這塊地都該有更好的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