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轉型正義】德國・法蘭克福|德國如何面對歷史傷口?

【城市的轉型正義】德國・法蘭克福|德國如何面對歷史傷口?

瓦爾多福(Walldorf)集中營紀念碑。 圖片來源:蔡慶樺攝。

文・蔡慶樺

“德國正是因為正視歷史,處理歷史問題,所以才被國際社會再接納。 德國願意明確地面對事情之原樣。 處理自身的過去,才是和解的前提。”

今年3月,德國總理梅克爾訪日,當著日相安倍晉三面前,說出了以上的勸誡。但是4月安倍訪美時,顯然沒有聽進來自德國的建議。他在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的演講中,刻意迴避慰安婦等歷史罪責問題,為此,187位著名歷史學者聯署批評安倍,認為安倍政府刻意否認學界發掘的關於日軍慰安婦制度罪行的證據,無視歷史事實且再次傷害受害者尊嚴,要求面對歷史及真誠道歉和反省

國際社會常常把德國與日本並列比較,突顯日本在承認自身犯過的錯誤及承擔歷史上做得多麼不夠。然而,究竟,德國如何面對其自身的法西斯歷史?

德文中有一個特殊的概念「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已發生之過去的錯誤不會簡單地在歷史中消失,而會成為不斷糾纏著的傷痛。如何面對、克服傷痛,進而讓未來得以正常進行,就是「克服過去」的核心問題。這個概念也用在心理治療領域,但是在德國歷史情境下,就是在形容脫離了法西斯獨裁政權後的德國如何處理其納粹歷史。「克服過去」不能是忽略過去,加害者必須負起責任,殘存者必須不怕揭開傷口,去與那段歷史交鋒。如此才可能重建「正常」。

具體措施及相關的討論自戰爭結束70年來已累積大量文獻,我不能概述全貌,但是引用法蘭克福心理學者米切里奇夫婦(Alexander u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的名著《無能於哀悼》(Unfähigkeit zu trauern)的定義,克服過去的作法是:「記住,重述,持續進行」(Erinnern, Wiederholen, Durcharbeiten)。我想從一段不為人知的小鎮歷史談起,具體而微地勾畫出德國如何落實「克服過去」的這幾個工作。

在法蘭克福南方約20公里處,鄰接著法蘭克福機場,有一個小鎮瓦爾多福(Walldorf)。1944年戰爭吃緊時,德軍決定加強空戰,因此決議建設法蘭克福機場,以支援空軍。但是承包商苦於無勞力,納粹遂自其他集中營運送來1,700名匈牙利猶太女性,強迫她們勞動。納粹在瓦爾多福郊外蓋了集中營的臨時分營,這些猶太女性在1944年8月到12月間住在這個簡陋的集中營裡,每天在機場跑道上工作十幾個小時,她們沒有適當的工具,營養不良的身體必須扛著50公斤重的砂石,就這樣蓋起了法蘭克福機場第一條水泥跑道。

這些女工年紀最大的45歲,最年輕的只有13歲!許多人在強迫勞動的過程中死亡。許多瘦弱的身軀再也拿不起鏟子,倒在機場跑道上;許多女兒看著母親將節省下來的少得可憐的糧食給了她們,最後終於病逝;許多人被守衛活活打死;甚至有在廚房工作的女工因為多留一點湯給她生病的牢友,被拖到廚房地下室毒打,從此沒有再出現過──一個當時參加納粹青年團、目睹一切的17歲青年,後來回憶這一切時說:「我甚至無法稱那一切沒人性,那連動物都稱不上。」1,700個年輕女性,後來活下來的,只有330人。

集中營遺址。蔡慶樺攝。

「我們當時還是盼望著青春而美麗的年紀,就從家鄉被驅逐,解送到集中營。」依波麗婭(K. Ibolya),330個倖存者之一,後來這麼回憶著。這些倖存者,戰後不再青春美麗,離開集中營後回到家鄉,許多人無法正常生活,自殺事件頻傳。而機場旁這個小鎮恢復了表面的平靜,集中營塌毀,不斷滋長的樹木盤根錯節掩蓋了遺址,形成一片森林,小鎮居民們重拾了「正常」生活。

然而,這只是表面的正常,表面下仍然傷痕累累。錯誤及罪行被遺忘,不代表不存在,受害者無法克服過去,加害者又豈能克服?但至少直到1970年代,沒人再提起1944年。瓦爾多福1951年的市政檔案記載該市曾有集中營臨時分營,關著為機場勞動的猶太人。但是這些人是誰?從哪裡來?沒有人知道答案。1970年時,一位叫做蘇珊娜(Zsuzsanna F.)的倖存者回到了小鎮,去了市政廳,說想看看集中營遺址及紀念碑,市政廳人員不知道她在說什麼,以為她記錯了。

直到1972年,來自瓦爾多福的3個男孩尤西(Jossy)、格爾德(Gerd)及亞利士(Alex)參加了一次高中校外教學,造訪了布痕瓦德(Buchenwald)集中營。他們好奇究竟納粹德國在全歐洲建了有多少集中營,遂開始蒐集資料。當他們看到家鄉的名字出現在資料裡時,震驚不已。沒有人提過這件事,沒有遺址,沒有紀念碑,沒有文獻記載。他們遂開始了考掘這段強迫勞動的歷史,加上媒體報導後,這1,700個猶太女性的面貌才不再那麼模糊。1980年終於在遺址處設立了紀念碑。

但是,所謂的克服過去,承認錯誤、記住歷史只是第一步,設置紀念碑不會是所有克服工作的全部。我們還必須深入探索這一段歷史的原貌,知道如何發生,進而避免再次發生。1996年,瓦爾多福推動一項文化計畫「與匈牙利相遇」,展開更大規模的調查工作,考掘更多的文獻,對倖存者及見證者進行大量訪談,並將調查成果展出於市立博物館。小鎮的貝爾塔·馮·蘇特納中學(Bertha-von-Suttner-Schule)高中生們看了這些資料,決定更深入探索。他們去了匈牙利,拜訪了所有找得到的倖存者,把這些人的生命故事帶了回來,影響了政界、媒體、市民們。

甚至,這班學生們看到這些回到匈牙利的倖存者們過著相當悲慘的生活,1997年時聯名寫信給當年機場跑道的承包商旭普林建築公司(Ed. Züblin AG),認為旭普林未給予這些被強迫勞動者補償金,多年過去後應該支付。另外,學生們也針對這次「與匈牙利相遇」舉辦了一場調查結果發表會,邀請旭普林公司出席。旭普林公司戰後從沒有為了強迫勞動事件發表道歉聲明,當時也拒絕回應這些學生,這封信石沉大海。學生們並不放棄,仍四處奔走為了遠方的受害者奮鬥,終於引來媒體大幅報導及地方政界關注,報導標題寫著〈整個地方都為了正義奮鬥〉,旭普林的子公司終於在2000年發表聲明,將支付補償金給專門處理強迫勞動補償的基金會。

除了原來的紀念碑外,2000年10月15日,學校與地方在集中營遺址及圍繞著遺址的森林道路設立了「歷史教學小徑」(Historischer Lehrpfad),規劃約20面解說牌,詳述曾經發生的法西斯歷史,也記錄倖存者的訪談。在開幕式上,19位倖存者回到這個她們生離死別的小鎮,一一念出了1,700位失去自由的人的名字。法蘭克福機場也舉辦了紀念活動,機場公司承認這些人受這段德國陰暗歷史所迫害,也以生命為機場的建設作出重要貢獻。2004年,瓦爾多福市政府以受害者之一荷瓦特(Margit Horváth)之名成立基金會,持續推動轉型正義及跨文化溝通的工作,其中一項就是辦理了國際工作坊,邀請各國青少年來到集中營遺址協助挖掘,並研討轉型正義問題。

歷史教學小徑。蔡慶樺攝。

這個集中營從被遺忘到被發掘、被承認,一直到被深入探討的歷史,顯示了後法西斯時代克服過去的幾個重要環節「記住,重述,持續進行」如何被實踐。但老實說,承認錯誤直面歷史艱難無比,「歷史教學小徑」上的說明除了記錄了被害人的自白,也記錄了加害者的辯詞:「我不記得」、「我不認為有這麼一回事」、「我不曾目睹」......。三個勇敢的少年揭開地方寧願遺忘的歷史時,也不被地方人士諒解,被指責為「弄髒自己的窩」(Nestbeschmutzung,即宣揚家醜)。但是,當我們的窩本來就骯髒,假裝甚至強辯沒有這回事,只會使它更髒;遮蓋傷口並不會使傷口自動痊癒,我們就是得忍痛撕開表面,讓深層曝露出來,讓曾經發生的錯誤有被矯正的機會。

1970年,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訪問波蘭,超出所有人意料之外地,在華沙的猶太人紀念碑前突然跪下,為了他自己並非共犯的戰爭罪行懺悔,促成了德國與波蘭的和解,也為他獲得了一座諾貝爾和平獎。波蘭亦在他過世後設立布蘭特紀念碑,及將華沙一廣場以他之名命名。與之相比,安倍至今不肯接受國際歷史學界的共識,堅持右翼化、民族主義化,修改教科書,訪美時對於慰安婦事件避重就輕。雙方面對歷史的態度,一個是漂白與改寫,一個是記住、重述、持續進行、勇敢面對(即使知道那麼不堪)。兩人高下立判。

其實,面對歷史雖然困難,但是梅克爾說「德國願意明確地面對事情之原樣」,正是重要的第一步。她這句話的德文直譯是「給事物其名謂」(die Dinge beim Namen zu nennen),安倍將慰安婦遭遇定義為「人口走私販賣」,這是事情的原樣、是真正的稱謂嗎?每一個曾被強徵的受害者都刻骨銘心清楚記得事情的真相。今年5月2日,又一位受害的台灣阿嬤等不及日本的道歉,帶著不被承認的真相而離世。二戰結束雖已70年,然而戰爭卻不曾真正過去,因為那段歷史的原樣,仍未被看見,遑論被克服。

更多關於納粹、德國與轉型正義的思考,請見蔡慶樺作品集:
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

【本篇取自獨立評論@天下,原文標題為:德國如何面對歷史傷口

【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轉自獨立評論

《天下雜誌》於2013年1月1日推出「獨立評論@天下」網站,期望在嘈雜的時代,打造多元思考與理性論辯的公共空間。在這資訊爆炸卻人云亦云的年代,我們邀請您一同擁抱多元的世界觀,與認真思考的心靈碰觸,以理性真誠的態度,面對眼前的紛雜變動,看見這座島嶼獨特的價值與人文關懷。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