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紀念堂地景奇想
（編按）首都台北精華區有塊25公頃土地。日治時代原是軍營，1970年代打算蓋經貿園區；但總統蔣中正過世後，一棟藍瓦白牆的「中正紀念堂」矗立其上，直至今日。
40年來，台灣從解嚴邁入民主，肅穆的園區成了學運與抗議遊行集合地；人們在兩廳院間的空地聽演唱會、練樂團、跳熱舞；「大中至正」牌樓也改成「自由廣場」，似乎更符合這裡的氣氛。
如果中正紀念堂不只是「紀念」，這塊土地還有什麼用途？什麼樣的首都圈，才能向世界展現台灣價值？其他歷經殖民獨裁的民主國家，又如何在首都展現那段歷史？
立法院限於原址之空間不足與老舊而擬議另尋新址已有多年，近來此議題又再被提起。
然而，究竟要新址新建、舊址擴建，甚或使用中正紀念堂改裝？都有不同考量，各界也都提供不同條件的地點提供選擇，此一議題勢必會再引發一番討論。
其中，將立法院遷到中正紀念堂，會是一個話題性最高的方案。如何改裝以容納立法院的空間需求？確實有莫大的挑戰，其可能作法所衍生的象徵意涵更是複雜，本文就此方案提出若干意見供各方參考。
首先，要考慮功能需求及其空間形態能否切合。
中正紀念堂的建築造型十分獨特，當年以強烈的紀念性為主，相應的內部功能與服務內容並不多，因此內部可用的空間，其格局與規模應該相當有限。
相對的，立法院的功能需求較多：大會議堂、委員會議室、辦公、典藏、資料庫、委員研究室、民眾陳情接待等等，需求面積自也不少。加上全院大會的議事堂，是立法院在功能與象徵上的重點，是否有辦法容納於中正紀念堂的現有空間中，有待專業估量。
中正紀念堂為紀念前總統蔣中正興建，造型獨特。圖片來源：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官網
認真盤點之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
一是可勉強收納入主要的功能，包括大會議事堂，但相當侷促勉強；或者，既有空間僅適合收納全院大會議事堂之外的功能，必須在該基地上新建獨立的大會議事堂。這兩個方向，以現今的建築技術，都應該可以達成，差別只在於方案所表彰的象徵意義可能完全不同。
高度政治敏感的空間，在各個層次都有其象徵性。
大至建築量體的形式調整，譬如1990年代韓國在多數民意支持下，決意將原朝鮮總督府拆除；過程中，還在萬人圍觀下將建築物正中央的圓頂，象徵性地加以「斬首」，其構件被移置到韓國天安市外的「獨立紀念館」保存展示。
小至標語、圖像乃至色彩都可能具有特定的表徵，吸引目光與想像。
另方面，重新調整空間時，也可能藉新的空間組織，提供獨特的空間經驗，創造出原本沒有的象徵意涵。
譬如，同樣發生在1990年代的德國新國會大廈案。建築師在議事廳上方設計了新屋頂——這是一個刻意讓遊客透過螺旋步道一步步向上走，過程中可以環視柏林市區、又可體驗身影映在鏡面上、宛如萬花筒般充滿科幻感的圓頂空間。
最有意味的是，這個圓頂位在國會議會廳的上方，參觀者透過地面的採光，可俯看下方議會的進行，傳達出「人民在國家之上」的象徵。（延伸閱讀｜不拚經濟拚正義！ 租金變兩倍，柏林市府從財團手中搶回六成公寓）
遊客可走入德國新國會大廈圓頂內，從上觀看議會進行。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要將立法院的功能裝入中正紀念堂中，依其面積充足程度會有兩種可能，姑且分別稱之為「全裝案」與「半裝案」；兩者佈建於兩廳院園區中，其引發的建築行動，將帶出全然不同的象徵意義。
前者，立法院完全改裝進原本即已威權十足的地景空間中，立法院的功能完全藏入地下，從外部完全看不出足以代表立法院的建築構件。如此，將在視覺上與身體經驗上引起民眾何等的失落與錯謬感，實在不言可喻。
半裝案呢？也許大會的議事堂是最難裝入既有空間，那它要以什麼樣的姿態出現於園區？與原來的紀念堂要形成什麼樣形式關係？表現出何種象徵意涵？則有豐富的可能性，建築師必將大有發揮空間。
但關鍵仍在於，紀念堂旁邊究竟有多少空間，可以冒出這間大會議堂的全部或局部？冒出局部，又是冒出多少？以什麼樣的姿態冒出？與原有地景形成何種關係？則會是很有趣的挑戰，必然會大受建築界歡迎！
然而，不論全裝案或半裝案，必然無法迴避處理原有的紀念堂及其中的蔣中正銅像。
由於國人對於事主的功過定位尚無共識，短期內勢必也無法落定；因此，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脫離現狀，邁出第一步——即便只是小小小的一小步。
據說，紀念堂仍保有禮兵定時向銅像致敬的活動；若果如此，或許可以考慮從改變致敬的規格開始，會是比較溫和的起手式！？
中正紀念堂地景奇想系列：
#1 以「首都行動」，同時解決立院設置與中正紀念堂正當性爭議
#2 脫離現狀第一步：從改變向銅像致敬的規格開始
#3 以「自由廣場」重新錨定台灣民主象徵
#4 不論蔣介石評價如何，這塊地都該有更好的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