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也助長犯罪，因為城市地區人口非常集中，這些人全是潛在的受害者。在渺無人煙的鄉村道路上當小偷恐怕難以維生，反觀地鐵的人潮卻提供大量的錢包讓扒手竊取。我曾經估算過，都會地區犯罪的平均所得要比都會以外的地區多了兩成。
城市人口每多一倍，破案率少8%
城市與犯罪之間的連結，也反映出在龐大而通常彼此互不相識的城市中執法的困難。根據統計，城市人口每增加一倍，成功破案的機率就減少百分之八。
城市犯罪率的起伏，有時很難找到解釋的理由。謀殺，是唯一一種可以用來衡量公共安全長期變遷的犯罪，因為其他犯罪往往因各種理由而未能獲得完整報導。當警察單位特別無能或腐敗時，官方公布的犯罪率反而會下降，因為民眾不願報警處理。
犯罪史家艾瑞克．蒙科能（Eric Monkkonen）蒐集了兩百多年來紐約發生的謀殺案資料。關於犯罪率波動的問題，經常找不到明顯的原因。在這段時期，美國越來越富足，而紐約也越來越擴大，因此我們無法以窮困或城市規模，來解釋為什麼在某個十年犯罪率會突然上升或下降。
此外，即使犯罪率的變化通常跟警察沒什麼關係，但治安工作與犯罪率的確有一定關聯。由蓋瑞．貝克（Gary Becker）開創的犯罪與懲罰經濟學，便是從以下前提開始的：
犯罪者並非毫無理性。犯罪者與其他人一樣，都會對誘因做出回應。如果對犯罪者加重懲罰，犯罪將會減少。
犯罪者在預測自己可能遭受的懲罰時，取決於逮捕的可能性與逮捕後懲罰的嚴厲程度。犯罪的合理性實際上可以說明，為什麼犯罪者的再犯率會高達九成以上。如果犯罪者是理性的，他們會在坐牢前考慮後果，那麼一旦真的被逮捕，監牢的束縛不可能改變他們原先犯罪的念頭。
一名職業籃球員過去好幾場比賽都五犯離場，我們不可能期盼這名球員會突然改變打球風格。如果某人明知會被逮捕還認為犯罪是好主意，那麼這樣的人事後怎麼可能認為犯罪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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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逮捕率比增加刑度有用
許多統計數據支持這種直觀的想法，認為加重懲罰可以減少犯罪，不過許多研究卻發現，犯罪的減少與其說是因為刑度加重，不如說是逮捕率提高。
1973年，人們曾視尼爾森．洛克斐勒（Nelson Rockefeller）為共和黨內自由派的希望，他簽署了《洛克斐勒毒品法》，對持有四盎司以上非法毒品的人處以最低15年有期徒刑、最高無期徒刑的制度。
在1977年紐約市長選舉中，柯奇以支持死刑與對手互別苗頭。柯奇開啟了潮流，他的後繼者，包括朱利安尼，都支持治安的「破窗」理論，即使是微小犯行也要施以嚴懲，例如為了逃票而跳過地鐵閘門。嚴刑峻法自然獲得市民的支持，因為犯罪似乎獲得控制。
從1980年到2000年，美國刑事體系──監獄、看守所、緩刑或假釋──的囚犯數目，從180萬人增加到640萬人。監獄無法改造罪犯，但監獄的確藉由威嚇來扼止犯罪，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讓罪犯遠離街頭。
許多研究檢視監禁對犯罪程度的影響，一般來說，當刑期延長一倍，犯罪率下降約10%到40%。李維特認為，監獄的監禁通常比威嚇有更大的效果。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曾提起法律訴訟，要求過度擁擠的監獄應釋放犯人。李維特針對這個事件進行了一次經典性的研究，他發現犯人獲釋之後，鄰近地區的犯罪率上升了，他估計監獄人口每降低10%，暴力犯罪就增加4%。
數百萬年輕人因非暴力的毒品犯罪而被關進監獄。有些人如果獲釋，很可能犯下更大的罪行，監禁他們有助於降低犯罪率。
然而，這些年輕人仍具有生產力。為了降低犯罪率，增加監禁率所造成自由與前景的喪失，代價不免相當高。我無法判斷提升公共安全的利益，是否勝過犯人及其社群需付出的代價，但我強烈希望未來可以找到代價較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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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力增加10%，犯罪就降低5%
從貝克的邏輯出發，他認為降低犯罪程度的另一種方式，就是雇用更多警察。1990年代，紐約市的警力增加了45%，全國的警力增加了15%。李維特估計，警力增加10%，犯罪就降低5%。如果人們接受這個數據，則警力增加就能解釋為何全國犯罪減少了七分之一，或許還能解釋紐約暴力急速下降了四分之一。警力增加需要經費，但至少在成本效益上不會比延長刑期差。
世上有白吃的午餐嗎？我們能否靠不增加警力又不監禁數百萬年輕人來減少犯罪？
過去20年來，已有兩項策略為人熟知，這兩種做法的目標都是改善警察的資訊流通。其中一項策略是運用科技；另一項是仰賴城市互動。即使我們無法自信滿滿地說這些做法能跟加重刑度或加強警力一樣有效，但其效果是不容否認的。
警察一直相當倚重新科技，例如指紋鑑識、汽車、測謊機、無線電對講機與一一九通報系統。1990年代，最新的高科技浪潮衝擊了執法單位，有些地區如紐約，開始使用創新的資料處理系統，將警力部署在出現麻煩的區域。
這種想法源自於捷運警察傑克．梅波（Jack Maple），他在紐約捷運系統地圖上做標記，藉此顯示哪些地區最常出現搶劫案件。他利用這種方式分配警力，就像斯諾一樣，他製作地圖，而且發揮了城市自我保護的創新功能。
這項系統逐漸發展得越來越複雜，一旦犯罪發生，大批警察可以快速趕往地鐵站。地鐵搶劫案件大量減少，新任紐約市警局局長威廉．布雷頓（William Bratton）採納梅波的做法。兩人後來創設了警政管理系統（CompStat），這是一種電腦統計系統，讓轄區警員與長官能確切知道何處出現犯罪，並且做出相應的行動。
警政管理系統使紐約變得更安全，並明確指出哪些地方最需要警力，也讓警察更能為自己轄區內的犯罪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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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管理系統仰賴流行的新科技來改善執法，「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則仰賴個人接觸。
社區警政的核心，是警察應與鄰里保持良好關係，利用面對面的互動關係來蒐集資訊，以預防犯罪。罪犯，特別是幫派分子，通常受到他們所屬社區的包庇，一方面是出於恐懼，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凶狠的幫派也還是會照顧自己的鄰居。
今日，波士頓警局有許多社區警政組織，包括「守望相助隊」與社區顧問團。巡邏的員警表示，婦女通常是他們最重要的接觸對象，而少數族裔的女性員警，特別容易建立起社區與警局的溝通橋樑。
警政管理系統與社區警政，善用了城市在空間中散布知識的能力。雖然我們很難看出它們的負面影響，但我們也缺乏確實的資料證明，無論是社區警政還是類似警政管理系統的計畫可以大幅降低犯罪率。這些方法的引進，本身如同一場缺乏對照組的實驗，不過無數的案例研究也顯示，這些策略的確有助於維護城市街頭的安全。
城市的勝利：都市如何推動國家經濟，讓生活更富足、快樂、環保？（Triumph of the City: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 Smarter, Greener, Healthier, and Happier）
作者： 愛德華．格雷瑟（Edward Glaeser）
譯者： 黃煜文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9/0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