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台灣新國會
2022年，經濟學人公布最新民主指數，台灣拿下亞洲第一。在台灣人以民主感到驕傲時，立法院卻建築老舊、違章雜陳、空間凌亂，國會遷建的議題隨之而起。
今年三月初，立法院長游錫堃出席「2022國會新園區願景論壇」時說明，立法院原是台北市第二女中校舍，但園區建地不足，因此兩度計畫遷建，只是都失敗收場。
回到1993年，新國會決定蓋在華山車站舊址（今華山藝文藝文特區大草原）。然而，審查委員認為，時任總統李登輝蓋新國會，彷彿暗示走向「台灣獨立」；國民大會代表也質疑「不回去南京了嗎？」新國會計畫不了了之。
直到1999年，新國會再度決定要落腳在空軍總部舊址，且順利通過預算編列241.5億元。然而，台北市議會、部分黨團有意見，加上發生921大地震，眾人認為這筆預算應優先賑災。最後，新國會預算被收回，計畫二度落空。
不論是就地改建或遷建，國會計畫都面臨許多困難。儘管如此，游錫堃認為台灣仍應思考新國會樣貌，並提出五大新願景：
- 國會是國家主權象徵之一，應該符合「最高民主殿堂」形象。
- 國會應考慮集會遊行、抗議陳情的可及性及方便性。
- 國會可成為台灣重要觀光地標。
- 國會應成為學生公民、法治課程的校外教室，課本沒教的，就來立法院看。
- 國會應成為華文圈的「開放國會」典範。
若台灣要擁有一座新國會，還會有哪些想像？
立法院長游錫堃出席「2022國會新園區願景論壇」。圖片來源：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
以下為陽明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教授龔書章的分享精華：
國會被賦予兩個任務，一是國家民族主義的任務——如何在全世界彰顯大國角色，或讓市民將國會建築視為象徵；同時，國會建築也代表內在的民主協商制度。
當代公民社會中，什麼才是好的民主議會建築？先來看看國外的國會建築。
民主國家如何設計國會建築？
建築師路易斯・康（Louis Kahn）設計的孟加拉國會大樓，是理想精神性的議事建築。
當時，孟加拉開始走進民主政治，所以他除了回應伊斯蘭教的精神概念，也為國家注入新的民主制度。建築設計中，他加入環繞在旁的市民大街，在具中心性的整體中，表現出擴散的空間狀態；中央的議事廳周圍，則有非常多旁聽席——這樣的空間既精神性又民主。
路易斯・康做的很多紀念性建築，都在中心空間創造多元性，一方面表現精神象徵，另一方面又具有市民意識；這些建築作為空間意識民主的啟蒙，可以表現發展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開始進入民主時的概念。
孟加拉國會大樓保留伊斯蘭教精神，也融入民主概念。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作者 Pinu Rahman，CC BY-SA 4.0）
柏林國會大樓也是如此。
建築師福斯特（Norman Foster）原本設計一面大屋頂，但委員會希望維持柏林國會的紀念性象徵，所以他只改動了中心圓頂。不過，他沒有捨棄民主建築的定義。他維持圓頂中心性的象徵，也回應氣候和能源問題，並把人帶上圓頂——人們進入圓頂後，望向下方就能看到議事過程，讓建築更指向民主價值。
此後，很多黨代表、國會代表封閉協商的建築開始走向開放，公眾可以參與、監督。
從柏林國會大樓可以看到，福斯特如何融合開放性跟民主性，並結合能源與綠色建築，這是他很大的貢獻。
柏林國會大樓的圓頂向公眾開放，人民可以直接看到議事過程。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看到英國威爾斯。他們自主治理，擁有自己的法律與國民議會；2003年，女性立法代表人數首次超過男性，也是全球第一個以女性為主的議會。
負責威爾斯議會的建築師理察・羅傑斯（Richard Rogers），選用當初福斯特沒有蓋成的大屋頂和平台；他將平台延伸到海邊，人們走上階梯，可以看到議會代表的討論過程；他也設計公共開放空間、休閒空間，許多運動員更在此舉辦盛會。
羅傑斯將市民帶進建築、納入市民主義，將所有空間、議事規則透明化，改變傳統國會的紀念性、象徵性。羅傑斯創造出一個鼓勵參與的地方，成為威爾斯人民的都市起居室，重新定義城市公共領域跟公共參與的空間。
理查・羅傑斯將英國威爾斯議會打造成人民的都會起居室，鼓勵公眾參與。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進一步看羅傑斯的設計，他思考如何讓建築變成人民進入民主的核心。在室內，他思考通風、採光、產生多層次的空間；在室外，他讓建築外部與城市連結，讓人可以進入建築——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里程碑。
2016年，羅傑斯在議會大樓建成十週年的座談會中提到，最重要的是權力下放，因為選民永遠高過當選者，所有東西都應回歸市民。
開發中國家如何設計國會建築？
國會殿堂不只存在於民主成熟的歐美國家，許多開發展中國家也開始進入民主。
西非的布吉納法索曾是法國殖民地，擁有多樣的種族及語言，也曾發生極端政治、民族主義與由下而上的民主革命；他們的土地荒蕪，但農業勞動人口占九成，有低矮、廣闊的草原跟農田。儘管，布吉納法索是世界上最低度開發、識字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他們仍嚮往走向民主。
2014年，布吉納法索總統修改憲法，允許延長自己的任期，因此人民暴動，燒燬市政府、讓政府支離破碎，想重新建構他們認同的民主制度。革命後，政治、文化、土地認同和產業必須向前邁進，該如何在此建構有重要象徵性的國會？
2016年威尼斯雙年展，建築師弗朗西斯・凱雷（Francis Kéré）提出議案，讓市民在廣大平原找到民主精神象徵，並以此象徵回看城市。這兩件事很重要，除了看見精神，人還要站在上面、回看自己的所在地，同時具有象徵性和民主性。
布吉納法索國會參考傳統塔廟建築，人們可以登上平台、回望城市。圖片來源：截自Kéré Architecture臉書
建築師希望，國會建築是民眾擁有所有權的大平台。他們的建築就像西亞遊牧民族在兩河流域的塔廟，一層一層往上，所有人都可以離開土地、上到平台、望向土地。此外，塔廟的精神象徵裡，也納入農產機構與大樹——因為，國會不只是政治治理的地方，也是觸發國家生產的重要機構。
他希望，人們不只關在議會協商，還必須走出來，在樹下和民眾、農村長輩一起討論。這樣的建築提醒人們，國會不只是機構、立法精神，還包括如何重新建構人民意識、生產意識、恢復大樹的場所精神與共同記憶。
國會建築還有哪些可能？從歐盟的動態議會思考
21世紀歐盟的最大問題，在於它不是一個國家的兩、三個黨派，而是多樣、各自獨立的國家——這並非對立關係，而是一個很大的協商機制。
2017年荷蘭的建築事務所「OMA/AMO」和「XML Architecture Research Urbanism」共同討論全球金融化、移民浪潮、官僚決策、社會越來越分裂（包括種族主義、移民關係）等歐洲處境。
儘管政治跟貨幣統一，歐洲各國卻慢慢失去獨特性；以世界版圖來看，歐洲的「統一」應該是多樣性的統一，不是對立、兩派的統一。因此，保持獨特的文化多樣性，就是歐盟的重要課題，但至今無解。
建築師雷姆・庫哈斯和OMA/AMO在歐盟會旗中融入各國國旗顏色，呈現歐盟多樣性。圖片來源：OMA網站
2001年，建築師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和OMA/AMO幫歐盟設計了一面彩虹會旗。他把歐洲各國的國旗顏色比例變成萬國彩虹，讓不同的民主、種族與文化動態連結，也表現歐盟多樣性；這也展現出歐洲應是複數，而非單一的身份。
2014年威尼斯雙年展中，他們也開始討論何謂民主議事的場域和空間，並在阿姆斯特丹開展跨學科研究計畫「為民主設計」（Designing Democracy），用各種設計思考的方法討論民主。
2016年，XML出版《議會》（Parliament）一書，探討193個國家的議事空間，討論空間和政治的雙面關係、空間又如何代表政治。他們認為，國會建築變化不只是裝修改革，空間也必須進行系統性革命，才能回應當代問題。
為此，他們畫出好幾種不同議會座位。例如，英國下議院的座位分成兩邊、中間分隔開，兩邊是對立的關係；或像教室一樣，一個人講給所有人聽，完全是單向宣告；還有圓形、馬蹄形，這種空間像在尋求共識、而非兩邊對立，慢慢地改變議事關係。
可是，他也加問：馬蹄形、圓形就是民主空間該有的類型，不需要改變了嗎？
其實不是。現在，各國國會的改變都只是翻新，建築仍很固定；他覺得，應認真討論當代民主議會的公民空間和協商空間是什麼，空間應適應動態變化，建立具韌性的關係。（延伸閱讀｜中正紀念堂如何轉型？景觀建築教授侯志仁：開放公民參與更重要｜未來城市Podcast）
所以，2016年荷蘭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時，XML著手改造布魯塞爾的歐盟理事會建築。歐洲理事會成員來自不同國家，如何讓一個個獨立體形成更大的整體，且不存在單一權力席次，而是互相協商的機制？
XML認為，政治核心應是思想交流，若能重塑辯論、討論、協商等多種溝通環境，思考人跟人如何坐在一起、站在一起⋯⋯最終，討論的樣貌或表態的關係就會不一樣。因此，他們提出「人民治理歐洲」（Europe by People）的動態議會。
XML提出動態議會概念，藉由可重組的獨立零件代表各國，且議事空間能隨時調整。圖片來源：XML網站
在這議事廳中，每個國家代表一塊獨立零件，並能重組成多種座位安排，形成團體或雙邊會談、在更「非正式」的環境中對話，也能明確聽見不同立場；同時，這種設計更關注歐洲整體價值，而非各國家品牌。
他希望兩年後，所有零件可以再次重組，因為下一個輪值主席國家進入歐盟理事會時，想建立的風格、方向會不太一樣，藉此形成動態發展。
不只議事廳，XML和設計師尤爾根・貝伊（Jurgen Bey）還在歐盟理事會的中庭廣場做了「藍幕」（Blue Screen）——他們在廣場的藍色地毯頂端安裝一台攝影機，當決策者走進地毯時，螢幕會增添一顆歐洲之星，並根據人行走的位置，形成不斷變化的歐盟旗幟。這個廣場能即時回應多元的現實，呈現歐洲的協商、衝突，也成為一個公民性、既正式也非正式的空間。
歐盟理事會中庭廣場的互動裝置會依據行人位置，即時投影出不同樣貌的歐盟旗幟。圖片來源：XML網站
他們還在喝水處做了一個很長的「水吧」（Waterbar），28個國家各有一個水桶、裝自己國家的礦泉水。你能拿自己國家或他國的水，當有人拿水時，就能互相交流。
他同時提問，「你喜歡拿自己國家的水，或是跟別人一起？」「當你的水空了，你會去拿哪個地方的水？」他讓空間狀態隱喻這些問題，並重新實踐新國會系統應有的「市民空間」機制。（延伸閱讀｜居隔怎開會？77歲德國基民盟，以德國第一場數位黨代表大會獲紅點設計獎）
疫情下的國會空間
最後，我想分享去年紅點設計大獎的最大獎。因為新冠疫情，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無法投票和議事，結果他們應用網路視訊，將議事空間帶到所有人的家裡，成為一個非常成熟的網路民主會議，投票和討論都能即時發生。
透過網路、社群系統，甚至疫情後在家工作，他們重新建構議會如何更民主化、更開放——不只侷限於空間，還有知覺與網路的開放。
最後，民主進程中的國會，能不能帶議事走進平權跟公共？能不能開始表現民主的熱情跟多元性，引導民眾進來抗議、發展議題？是否有機會連結外部、民眾現實生活的關鍵議題，不只關在房子裡？有沒有讓議事空間產生「非正式的空間」？尤其，非正式空間保有持續、動態的發展，絕不是花十年蓋完後已不能用、已不是當時民主跟政治形態間的關係。
另外，我們如何重新用國會改革原來的城市跟建築？除了一個國會，還包括一座城市的狀態改變。
最後，國會是否能在都市開放空間中，幫助民眾問責政府和代表人，維持透明、能與所有民眾聯繫，為政府帶來開放性和延續性？我認為，這不只是國會建築改革，而是整個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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